王汎森先生的學術成就和學術著作大家都耳熟能詳，有很廣泛的影響。不過，過去十多年除了專業研究之外，作者曾作過一些通俗演講、寫過一些散篇文章，可能容易讓人忽略，這些不是學術論文的文章也都有啟發性，甚至在不同層面的價值也許和他的學術著作可以等量齊觀。這些演講或文章大多跟作者的專業沒有直接關係，卻多少表達了他對這個時代學術、文化狀況的觀察。選錄在本書中的文章大多是：既跟讀書研究有關，又超越僅僅是讀書研究範圍，從一個人文優先的角度出發看事情、從科技實證之外的人文精神層次出發考量問題、從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前提去考慮現代社會的發展，或是考慮知識創造過程中的人文面向，或是主張經濟活動中應該加入人文面向等。內容從讀書、研究展開，以關懷人文精神做結，也就是，從個人的研究工作擴展到知識分子的人文社會關懷。受科技、物質宰制的社會如果不回到「人之所以為人」的基礎上反思，總有一天人類會面臨不知「為何而生」的窘境。讀讀王汎森先生這些文章，可以讓我們在思考時多打一劑人文營養針。

張灝院士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等文章中指出：1895至1925年是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在思想知識的傳播媒介或是思想內容方面，皆有突破性的劇變。就前者而言，報刊雜誌、新式學校、學會等制度性的傳播媒介大量湧現，同時新的社群媒體──「知識階層」（intelligentsia）出現了。在思想內容方面，除了有文化取向危機，同時也產生新的思想論域（intellectual discourse）。本書是從上述的框架及議題出發，請各相關領域的專家，就個別論題進行探討，希望比較全面地呈現近代思想轉型期的複雜風貌。

知識分子的省思與對話，ISBN：9789868282148，作者：本社

本書徵稿原則，基本上以傳主自己的回憶為優先，蓋亦寓含保存史料之意。史料是靠研究者努力發掘才會出土的，這次編輯這本文集令我們深切領略此一道理。

近代中國經歷了一些範疇性的轉變：在經學上，否定了過去兩千年的經學傳統，認為它們都是圍繞著一批「偽經」而積累的學問(康有為)。在文化上，充分了解到儒家文化始終存在著一個不安定層(傅斯年)。在道德上，發現過去兩千多年所有的道德教訓，關涉私德者居十分之九以上，而關於公德者不到十分之一(梁啟超)。在政治上，認為過去兩千年是無治狀態(劉師培)，國其實不成其為國，因而有建立一個現代「國家」的追求，希望由「皇朝」轉化為「國家」，將「臣民」轉化為「國民」。對專制體制的深刻反省則發現中國沒有「社會」，並認為過去兩千年的政治理論都是「在空架之上層描摹」。除了上述之外，社會上的文化菁英也由傳統的「士大夫」變為「知識分子」。不管近代中國的社會政治有多少實質的轉變，但至少在思想或理念的層次上這是一個斷裂和跳躍。而這些斷裂或跳躍並不是突然而來的，它們有深遠的文化、學術根源。本書基本上認為從道光以來，中國思想界便進入不安定期，每一種學問都因內外的挑戰，而產生了分子結構的變化。收在這本論文集中的文章，除了都觸及上述種種問題之外，並討論現代學術風格的形成與現代學術社會的建立。

《待访录》共有二十一篇，讨论的主题有十三个。其中《原君》、《原臣》、《原法》、《学校》等篇最为近人所注意。导读者王泛森认为最能用来贯串《待访录》各篇大义的是两种政治原理之对立，究竟三代以后的君臣关系、制度设计、法律、兵制……等林林总总的议题，是从哪一种原理出发的，是“以天下为天下之天下”这个原则出发，还是从以天下为帝王之私产出发的？ 黄宗羲回答这个问题最直接的答案，是认为被他理想化了的“三代以上”与“三代以下”，是两种政治原理之争：一种是天下是天下之天下，是公的、万民的、百姓的，并从此原理出发去思考、规划一切制度。在《待访录》中对君臣、方镇、封建、法律等重大问题的新思考，都是从这个原理出发的。与它相对的是“三代以下”之原理，即以天下为帝王“一家之私”为出发点的思考，对一切事物防之又防、密之又密，而最后归于无效。正因为两种政治原理截然相异，所以黄宗羲要求全变，而不是小小变革，要求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即要从原理出发，重新检视两千年来一切的政治设计与政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