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中国大陆研究韦伯的开山之作，对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该书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韦伯的生平和当代“韦伯热”兴起的原因，详尽地介绍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思想，更对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进行了评述。是国内较早用韦伯的视角来审视现代性的著作。此次出版将增加苏国勋教授近年来关于韦伯研究的三篇文章。正可体现其韦伯研究的连续性及国内韦伯研究的发展历程。

本书以严谨的逻辑结构探讨以下内容：1．理想与价值判断之科学批判的意义；经验知识与价值判断的原则区分。2．文化科学认识兴趣的根本意义；文化科学中理论考察方式与历史考察方式的关系；理想典型概念形成的逻辑结构：经验社会认识的“客观性”的意义；文化价值理念和文化科学兴趣的易变性，以及历史因果考察中的客观可能性与恰当的因果关系；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目的”与“手段”之批判；“伦理学”的界限；价值讨论和价值诠释；“发展趋势”与“适应”：“进步”的概念；理性的进步；规范性因素在经验学科中的地位；关于经济的科学学说的任务。

《社会认同过程》专论社会群体：社会群体之间发生了什么，社会群体内部又发生了什么；群际行为和群体过程是怎样的；成为一名群体成员(即“归属”某个群体)的心理基础是什么。精心总结社会认同论的主要概念基础：一是关注群际关景和积极特异性，此谓群际关系的社会认同论；二是关注群体作为整体和范畴化认知过程，此谓群体的社会认同论或自我归类论。

《个体化》是自反性现代化理论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有关第二现代性的理论的一部分。可以把这一理论相应分解成三个综合论断：强制个体化命题、（世界）风险社会命题、多维全球化（普世化）命题。三个命题遵循同样的论证理路并相互强化。“风险社会”、“个体化”和“普世化”代表着现代化动力的极端形态。由于现代化动力的自我作用，现代化在21世纪初取代了第一现代性时代。在第一现代性下，秩序和行动逻辑的标志在于有鲜明的边界和区分，即在人、群体、活动、行动领域和生活形态方面有鲜明的边界和区分，这就使得管辖权、资格和责任有了明确的制度归属。这种明确逻辑——可以形象地称为第一现代性下的牛顿式的社会和政治理论——正渐渐被一种模糊逻辑，或者换个比喻说，被一种海森堡式的社会和政治现实不确定原则所取代。因此可以说，现代性的凯旋进行曲正在动摇其自身的核心原则。现代性本身正在激化，成为对现代化过程带来的无数风险和始料未及的副作用的自觉回应。

《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是西方社会学最经典的著作之一。《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在社会学上的最主要贡献是发现并深刻阐明人类的群体生活中两种结合的类型：共同体与社会。滕尼斯认为，共同体的类型主要是在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之上的群体（家庭、宗族）里实现的，此外，它也可能在小的、历史形成的联合体（村庄、城市）以及在思想的联合体（友谊、师徒关系等）里实现；他认为，共同体是建立在有关人员的本能的中意或者习惯制约的适应或者与思想有关的共同记忆之上的。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等作为共同体的基本形式，不仅仅是它们的各个组成部分加起来的总和，而且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 与此相反，社会产生于众多的个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有计划的协调，个人预计共同实现某一种特定的目的会于己有利，因而聚合一起共同行动。社会是一种目的的联合体。社会也是一种“人的群体”，人们像在共同体里一样，以和平的方式相互共处，但彼此之间不是相互结合，而是基本上分离的。“社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社会的基础是个人、个人的思想和意志。在人类的发展史上，社会的类型晚于共同体的类型。”“在近代的资产阶级社会里，社会的类型得到了最完美的表现”。 在农业宗法社会濒临瓦解、大工业文明席卷一切的19世纪末欧洲，滕尼斯这一发现具有相当的创见和预见性，由此也成为以后西方社会学的基本范畴和概念，并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中被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初版于1881年，至今在德国已有十多个版本问世，并被译成英、法、意、日、匈等多种文字。中译本根据1979年德文版译出，此次再版译者又重新进行了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