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Carol Benedict在其1992年斯坦福大学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在书中，作者用六大章的篇幅，尽可能全面地从历史、地理、传染病学和社会等角度来论述晚清中国的鼠疫。从内容上看，本书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前三章主要采用区域体系理论构建了区域内和跨区域鼠疫传布的认识框架，后三章主要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探讨晚清的鼠疫。作者利用地方志、医书、报章杂志和西方旅行者、中国海关医官、美国领事馆官员的观察记录等等中英文资料，比较成功地重建了清末中国鼠疫问题的全貌。不同以往的鼠疫问题研究者，该书不仅从医学史的角度探讨鼠疫的起源与传播，更从社会史的视角探察鼠疫带来的公共卫生问题引发的国家与社会、殖民政府与殖民地人民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该书是了解清末中国医学、疾病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重要著作

本书系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该项目的根本目的在于以疾病、医疗为视角观察唐代历史。全书共分十二章，分别论述：唐代主要疾病考——以敦煌写本《新菩萨经》、《劝善经》为探索渠道；唐代官方医疗机构的局限性；民间医人水平评估——由“福医”、“时医”现象说起；中古医籍受众浅论；唐代药材产地与市场；医巫并行的时代——咒禁术的退缩与保留；高原疾病与战争；唐宋民间医疗活动中灸疗法的浮沉——一项技术抉择的时代背景分析；蓄蛊之地——一项文化歧视符号的迁转流移；疾病观与唐长安城的嬗变；疾病、卑湿与中古族群边界；割股奉亲缘起的社会背景考察，并附录一篇《被怀疑的华佗——中国古代外科手术的历史轨迹》。

生命是什么?“生命是活着。”“不会灭亡的，就是生命。”“凡有气的就是生命。”如果我们从中国历史与中国医学出发，什么才是真正的答案？ 本书不仅探索历史上个体的生命观与身体观，同时也思考整体文化生命的不息活力，即钱穆先生所谓“生力”、“生原”者；以生命为核心的历史学期待建立中国人古典医学生命力的真实临在，并且促使史学的生机在芸芸众生之中生活化与内在化。

中国文化在经历百年来的洗礼与淬炼后，早已和当初的面貌大不相同。中西医不同的身体概念；让这个中西文化交会的契机充满各种挑战，至今不休。 本书跳出中西医论战非此即彼的窠臼，选取唐宗海为个案，探讨早期的中西医汇通，对唐氏选取中西医若干理论解读中医，以维护和发展中医自主性的思想行为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同情。虽然实际上汇而不通，却显示了中医未必要科学化才能走出古今中西二重性难题的历史新路。这不仅对研究近代医学史乃至整个文化史有所裨益，对于时下的一论争也有启示作用。

本书作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1855年出生于苏格兰。22岁时，进人爱丁堡大学医疗传教士学院。毕业以后，长期在中国东北传教。本书的合作者伊泽·英格利斯为杜格尔德的妻子。1914年，她和杜格尔德应一位伦敦出版商要求写作本书，成书后由伦敦“康斯特布尔有限公司”于1914年5 月出版。 1883年至1913年这三十年，是东北历史风云变幻最为复杂的时期，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黑死病、辛亥革命，起伏跌宕。在本书中，作者通过对自己亲身经历的回忆，形象地描绘出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风貌。因此，本书为晚清史、东北地方史、基督教传播史、社会史等研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资料，同时又不失为一本可读性很强的文史读物。 杜格尔德虽然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但这并不等于其所有记述都符合历史实际。为了保留历史著作的完整性，我们对书中某些观点没有改动。读者在阅读时千万不要忘记他的真实身份：一位著名的英国医疗传教士，一位基督徒。

《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以社会文化史为视角的探索》是国内第一部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论文集，共邀集了来自中、美、日等国的18位历史与医史学界的专家学者，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来共同探讨清代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问题。其中既有享誉海内外著名学者，也有崭露头角的年轻学人。内容涵盖了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方法、清以来的疫病及其社会应对、中西交汇下的医生与医学、近代境遇中的“卫生”等方面。编纂这样一部论文集.首先是希望藉此来展现中国医疗社会文化史这一新兴前沿领域的最新进展以及未来动向.进而推动国内这一研究的发展。其次.也有意将其放在本世纪初一些学人所倡导的“新史学”构架中，从一个具体的专题领域入手，来践行和展示“新史学”的学术理念，特别是社会文化史的取向和对“现代性“的省思。最后也期待通过展示海内外和内外史之间的研究的各自特色，以促进相互之间的交流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