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往往缺少对“东亚”清晰的、有分辨的意识。 我们当意识到，“理学”不仅是中国的思想，也是韩国的思想，亦是日本的思想，韩国以及日本的新儒学都曾在理学思想上做出创造性的贡献，应当把这些贡献展示出来；这样才能把理学体系所有逻辑环节和思想发展的可能性尽可能地揭示出来，也可以把理学和不同地域文化传统相结合所形成的各种特色呈现出来。

本书是著名哲学家陈来教授自述其在北大燕园问学求道的学术历程。其中既有对自己恩师的追忆和感念，包括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也有对学术前辈的回想与评说，如陈荣捷、邓广铭、周一良、邓艾民、朱伯良、傅伟勋等先生，还有对自己的读书求学的生动叙述。作者回忆了大学时代、研究生时代的读书求学过程，既有非常鲜明的个人色彩，又有时代特色，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呈现了一代学人在一个特殊年代里的共同经历。通过这些带有个人性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一代学者的成长过程。其中那些知人论世的文章，富于历史感，充满同情的理解。而那些夫子自道的求学读书体验，都以朴实、简洁的语言来叙述，没有哲学概念的晦涩，却包涵了很多哲学的道理，对于那些要走治学之路的青年学人具有启发意义。

众所共认，儒家思想及其道德体系的意义是20世纪文化论争的核心性问题。对文化保守主义的研究表明，现代对于儒家思想的有分析的肯定并不是出于对社会改革的排斥，也并不主要基于民族精神或文化认同的要求，而更是出于对社会转型过程中伦理秩序的破坏的关注和对儒家德性伦理普遍价值的认知。 正因为儒学的价值世界与现代世界的相关性并没有因传统社会的巨变而消失为无，也因此，在20世纪中国的社会文化变迁中，儒学仍然是一个不断受到关注的问题。而社会每处于道德危机时对传统价值的呼声愈高。所以辛亥以后，不仅有康有为等坚持孔学的价值，即使在新文化运动中也有梁漱溟这样要为孔子作发挥的人。40年代贺麟对儒家礼教和三纲五常的诠释和张扬，在“五四”时代是很难想象的，而冯友兰不仅在40年代对“中体西用”作了新诠释，在50年代依然坚持主张“抽象继承”的意义。尤当指出，近年来王元化历经深思熟虑，在深刻检讨文化激进主义的同时，肯定儒家伦理道德作为民族精神确实可以继承，体现出我们这个时代思想家的真正本色。 有关儒家价值体系的争议一直是文化论争的中心之一。不仅“五四”前后是如此，80年代“文化热”的中心课题依然是如此。而理解这一现象，现有的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的模式，无论是“革新与复古”、“启蒙与救亡”、“激进与保守”都尚未能恰当地应用于20世纪的儒学论争，对理解20世纪儒学论争的深刻根源多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文化认同”或“文化心理结构”的提法注重文化心理而忽略了客观性的社会需求。事实上，如果仔细体察20世纪处于弱势而始终不屈的维护儒学价值的呼声，便可理解，儒家伦理所以在近代社会转型后仍每每处于焦点话题乃是理有必然的，其必然性植根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道德性”与“现代性”的分裂以及对克服此种分裂的要求。因此，20世纪历程中儒学价值的不断被肯定，本质上并不是所谓后殖民话语在中国的一种表现，更不是什么全球资本主义霸权话语或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意义的肯定，而是理论上对多元文化价值的肯认和实践上对现代化过程的治疗，是对价值理性和精神文明深切关怀的表达，对理想人生与理想人格锲而不合的追求的体现。在中国还是对民族文化认同的强烈要求，同时也是对启蒙叙事的道德的人文反思。

作者对竹简《五行》篇已有成熟的研究，本讲稿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对竹简《五行》篇作者和时代的考订，及对文本的逐章乃至逐字逐句的疏解；第二部分侧重于义理的阐发，从内在性、超越性和政治解读入手，在竹简《五行》篇作者确定为子思的前提下，将《五行》篇与子思的思想放到先秦的思想史领域予以审视，并与《孟子》、《中庸》进行比较，认为《五行》篇的内在性还未达到《孟子》“性善”的观念，超越性也还未达到《中庸》“天命”的观念，但《五行》篇对“德”的超越性面向已经有了明确的肯定，从而为《中庸》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基础。作者并对《五行》篇中的圣智说在子思思想中的意义和地位做了开拓性的探讨。 陈来，著名哲学史家，现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关于“经典通识讲稿”：近年来，以甘阳为代表的一批学人着力推动中国大学通识教育，尤重“研读中外经典文本”，旨在重新树立认真读书、自由思考的风气，以抵抗整个社会以至大学校园的浮躁之气和急功近利心态。“经典通识讲稿”秉此理念，特邀各学科著名学者，以深入讲解中外经典文本的方式，引领读者进入对思想文化中根本问题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