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書中，葛爾納深入分析國族主義的社會根源。他認為，國族主義的社會基礎，其實在於近代工業社會組織發展的需求。在一個以追求富裕與經濟成長的社會，只有仰賴一套共同標準的語彙，才有能力快速促進科技創新、職業流動、大眾傳播、普及識字率，以及普行通才教育。文化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因而有了和以往歷史經驗完全不同的進程。

"A work of tremendous originality and insight."—Washington Post. A national bestseller, including extended stays on the New York Times, Wall Street Journal, and Washington Post lists, this major work by Newsweek International editor Fareed Zakaria has been touted by the New York Times as "brave and ambitious...updated Tocqueville" and the Chicago Tribune as "essential reading for anyone worried about the promo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liberty." Democracy has reshaped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around the world. This provocative book asks, can you have too much of a good thing? Today we judge the value of every idea, institution, and individual by one test: is it popular? Or, more practically, do the majority of those polled like it? This transformation has affected not just politics but also business, law, culture, and even religion. Every institution and profession in society must democratize or die. Democracy has gone from being a form of government to a way of life. Like any broad transformation, however, the trends that democracy unleashes are not uniformly benign. Democracy has its dark sides, yet to question it has been to provoke instant criticism that you are "out of sync" with the times. No more. "Intensely provocative and valuable," according to Business Week, and with an easy command of history, philosophy, and current affairs, The Future of Freedom calls for a restoration of the balance between liberty and democracy and shows how liberal democracy has to be made effective and relevant for our time. Woodrow Wilson said the challeng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was to make the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 This penetrating book challenges us to make democracy safe for the world.

《反杜林论》是恩格斯于1876年5月底至1878年7月初的著作，是一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这部著作的内容十分丰富，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及其内在联系，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杜林(1833~1912)出生于德国一个大官僚家庭。他是柏林大学讲师，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早在1867年，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他就写文章“批判”《资本论》。可是，在1875年前后，他却摇身一变，宣布他改信社会主义，并以社会主义“改革家”自居，扬言要在科学中实行一次全面的“改革”。他著书立说，发表了一系列著作，以假乱真，毒害群众，疯狂地反对马克思主义。 由于杜林的错误理论是打着“社会主义”这块金字招牌，并以“科学”的伪装出现，因此在德国党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德国党面前，提出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是以杜林主义作为党的理论基础，还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不仅是关系德国党能否作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而存在的根本问题，也是关系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沿着什么方向前进的根本问题。为了捍卫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使刚刚统一起来的德国党沿着正确道路前进，必须批驳杜林主义。为此，在马克思的大力支持下，恩格斯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写下了一系列批判杜林的文章，在德国党的机关报——《前进报》上陆续发表。1878年7月印成单行本，这就是著名的理论巨著——《反杜林论》。这部著作的问世，对于保卫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维护科学社会主义纲领，推动德国工人运动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认为布什主义的先发制人军事行动是贻害无穷的，全球各地大多数人也这么看。美军入侵伊拉克便是布什主义的第一次实践应用，结果却激起了世界范围内的过敏反应。这样说倒不是由于有什么人要为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辩护，而是由于美国人既没有任何明确证据能证明萨达姆和“9．11”事件之间有任何关系，也没有任何明确证据能证明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依然一意孤行侵略了伊拉克。 　　今天，美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观念上的差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美国以外的国家认为美国滥用了其在世界上占据的主导地位。而美国国内的舆论界却由于某种程度的诱导作用，认为萨达姆·侯赛因显然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只是在入侵伊拉克的后果显示出来之后，人们才逐渐意识到他们受到了误导。 　　在我看来，布什当局有意利用“9．11”事件，执行美国民众原本无法容忍的政策。我要说，布什政府的美国霸权梦想既难以实现，又和美国一直以来坚持的传统原则相互矛盾。霸权梦想威胁着我们的价值观和安全感。同时也威胁着整个世界，因为美国实在太强大了。 　　美国在当今的世界上占据了首要地位，在可预见的未来，任何其他国家或者国家联盟都无法取代这种地位。美国只会因为犯了错误，才可能丧失霸主地位。如今，美国正在犯这样的错误，因为我们的国家正掌握在一群极端主义分子手中，他们强烈的使命感与他们处事方式上的刚愎自用密切结合。由于滥用美国的优势地位，极端主义分子正在把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加衰弱，而不是更加强大。 　　上面这些充满硝烟味的文字自然会引起许多人激烈的反对，可是在这严峻的形势面前，出现这种言论是情有可原的。如今正值非常时期，因此，我把规劝美国民众在未来的大选中反对布什总统作为我的主要目标。我们被欺骗了。当乔治·W．布什参加2000年的大选时，他允诺的是低调的外交政策，而不是如今的布什主义。假如布什在2004年大选中落选，他的政策会被当作美国政治史上暂时的异常行为而一笔勾销，美国因而能重新恢复其在世界上的适当地位；相反，假如布什又一次当选，选民们将认可布什的那套政策，那么我们美国人将不得不承担全部后果。然而，仅仅在选票上击败布什总统是不够的。美国必须重新审视其在世界舞台的角色，以更具有建设性的眼光来看待问题。 　　　　　　　　＊　　　　　　　　＊　　　　　　　　＊ 　　我个人对布什政府的过激举措的敏感，也许很大程度上要归结到我个人的背景经历。我是一个犹太人，成长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匈牙利，曾经先后生活在德国和前苏联的统治之下，从小就懂得政治制度是如何对人们的生存产生影响的。当我听到布什总统说“要么你和我们站在一边，要么你就和恐怖主义分子站在一边”的时候，我仿佛听到警钟的鸣声。美国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John Ashcroft)曾经声称：“对那些用失去自由的幻象来恐吓热爱和平的人民的人，我要说，你们的‘策略’只是帮助了恐怖主义分子，因为他们破坏了我们的国家团结，消融了我们的决心。他们为美国的敌人提供弹药，挑拨了美国人民的朋友。”阿什克罗夫特的话使我内心产生深深的不安。我感到悲哀，因为一般的公众并没有像我一样的警觉。这个地方不是我当初选择为家园的美国。 　　1947年，当我从匈牙利逃亡出来时，我首先来到英国的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在那里我深受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先生的影响，懂得了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之间的差异。在金融市场获得成功以后，我创立了促进开放社会发展的基金会网络。作为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推行民主的实践家，我感到自己有能力为重新思考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贡献自己的力量。 　　为完成这一工作，我要给大家一套概念框架。这一框架在我的学生时代初具雏形，并且在日后的工作经验中不断得到修订。从很多方面来说，它与我们的流行观念不同。也许我使用的部分术语对读者来说比较陌生：诸如开放社会(open society)、反射性(reflexivity)、彻底的可错性(radical fallibility)、创造性谬误(fertile fallacies)、人类未知准则以及盛衰循环的消涨模式过程的不同阶段(the various stages of the boom-bust process)。因此在附录部分，我对概念框架作了简短的说明。 　　　　　　　　＊　　　　　　　　＊　　　　　　　　＊ 　　我的这本书缘起于先前的拙作《乔治·索罗斯论全球化》。在那本书里，我仔细考察了我们的国际金融和贸易机构(IFTIs)，并且对其更加有效的运行提出了建议。那时候，我关心的问题主要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反对对市场力量的任何干预——的盛行。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是攻击国际金融和贸易机构的右派力量，而反全球化运动则是攻击国际金融和贸易机构的左派力量。我认识到了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缺陷，并且认为，重新改革和加强我们的国际金融和贸易机构能够治愈这些缺陷，而损坏国际金融和贸易机构却不能治愈这些缺陷。毫无疑问，我的观点和布什政府的姿态恰恰相反。但是，“9.1l”事件带来了一个机遇：美国上下都开始反省自己，从而改变自己态度的时刻来到了。我不希望白白放弃这个机遇。 　　布什总统把美国和世界领向了另一个方向。他通过“9.1l”事件断言我们具有先发制人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利。我目前主要关心的问题则是“先发制人”方式的滥用。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政府已经落到了极端主义分子的手中，这些极端主义分子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原生形态为指导，认为生活是以生存为目的而展开的斗争，我们必须以依赖运用暴力为主求得生存。其实这是一种曲解事实的观点：“适者生存”既需要依靠竞争也需要依靠合作。美国追求军事霸权和市场原教旨主义事实上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市场原教旨主义也强调竞争，损害合作。可是布什政府却利用恐怖主义威胁为借口，把全体美国民众都带动起来了。 　　在“9.11”事件以前，错误的意识形态的盛行是被我们美国的民主的正常运行限制在一定的范围里的。反恐战争一时间平息了评论家的言论，把美国人带到了非常状态。就是在美国人侵略伊拉克的那一刻，我们进入了我所谓的“远离均衡”的状态(far-from-equilibrium territory)。我发现，追求美国的世界霸权的过程和股票市场上常见的盛衰循环的消涨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现在，泡沫已经破裂了。本书的目的就是解释我们如何被卷入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混乱，以及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应该是什么。在本书第一部分，我将对布什政府的政策进行批判性考察；在本书第二部分，我将清楚地勾画有关美国角色的建设性图景。

本书是我社出版的《战后法国政治史（1945～1988）》的第二版，作者对原著进行续写、补充和修改，增补了密特朗第二任总统和希拉克第一任总统的14年这段新旧世纪交替之际的十分丰富多彩，令人难以忘怀的法国政治史，最新内容截止到2002年底。 全书描述了战后法国政治生活的特征，以叙事为主要体裁，按年代、分阶段系统地铺陈。在写法上则强调以史带论，寓论于史，描绘出战后法国政治史的脉络。新版中着力论述战后法国和中国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以便突出该书应具有的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