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些严肃的新闻评论也认为：“美国大选出现的‘技术失误’、法律纠纷与激烈的党派争斗，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式民主’的质疑。” 而另一些中国国内或海外华人的评论则把美国的制度看成是十全十美，恰到好处，加一分太胖，减一分太瘦，所以是一点也不能动，不能改。特别是，美国现行选举制度框架是由美国宪法定下的，而宪法形同圣经，是不能动的。至于此次总统难产则是纯粹的“意外”，为防止“意外”而“修改选举规则”，则是“得不偿失”。 当然，作为茶余饭后的调侃，幸灾乐祸也无伤大雅。美国宪法在世界民主史上以及美国现实政治中都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人们出于尊重或维持稳定的愿望而反对轻易改动这部宪法，更可以理解。但若各国学者、政治家及制度制定者们也都同漫画家们一样一笑了之，或都如教徒诵读圣经那样崇拜美国宪法，则本作者不敢苟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也是历史最悠久的民主制度之一。2000年的大选难产是由错综复杂的多种因素合力造成的。若把这场选举看作是美国人给全人类免费进行的一场政治试验，把它同美国以及其它国家的选举放在历史与国际这纵横两维的背景下观察和分析，或可加深我们对选举这一当今世界最常见的政治现象的理解，也加深我们对美国的政治文化的理解。 本书将首先对各种选举结果做一个分类。我们将指出，选举除了所谓“善局”即理想的结局之外，还可能出现“无法局”、“违法局”、“僵局”或“困局”等多种“难局”。而2000年美国大选，就出现了多种难局，包括僵局与困局。 我们将指出，选举僵局与困局中的许多现象与人类在动物进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竞争心理和平等心理有关，与普遍的概率现象有关。也就是说，2000年美国选举中所出现的许多现象并非只有在这个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才可能出现。在环境条件合适时，许多现象不仅可能在美国重现，而且完全可能在其它国家发生。因此，各国应当而且完全可以从美国的这次选举以及其它选举中吸取教训以帮助改革本国制度。 这就是说，本书试图分析各种选举难局在人类心理、统计概率、投票计量及选举制度等四个方面的成因。从制度设计者及选举组织者的角度来看，心理与概率往往不以设计者组织者的意志为转移，而计量方法与选举制度则可以改进。洞察难局背后的心理与概率原因，解剖难局中暴露出来的计量手段与选举制度中的缺陷，可以为世界其它各国在将来改善本国制度时提供借鉴，减少选举难局在本国出现的可能性。 既然本书是用中文写的，读者对象自然多是华人，这中间有作为多数族裔居住在中国大陆或台、新、港、澳等地的华人，也有作为当地少数族裔散居其它各国各地区的华人。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有不同形式的选举，但由于各国各地的政治制度大不一样，作为政治制度一部份的选举制度也大不一样。本书不打算对所有这些国家或地区的选举制度或政治制度发出一套统一的评论或建议。本书书末的建议，仅仅是作为宪政改革的长远目标而提出的。由于这些建议的基础是一般的人类（甚至动物）心理分析及数学概率分析，所以它们对所有的国家（而不仅仅是华人地区或国家）适用。但是，本书将一再强调，长远的目标方案绝不等于实际实施的过程方案，而过程方案是必须考虑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现有法律、政治、社会与文化环境的。

《治国与理财》围绕国家建设和公共预算这个主题，从中国财政国家转型、现代预算制度的确立和中国的预算改革、预算与国家治理、预算与政治问责等多个角度，论证了作者的基本认识与核心关切——“治国即理财”，即财政体系在国家治理与政治问责方面的重要性。 作者从2003年以来在中国的五个省和四个城市进行广泛的预算改革调研，积累了大量的实证资料。他采纳财政社会学的观点，认为财政对国家和社会的演进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不仅是理解社会和政治变化的关键，而且是社会变化的重要指标和源泉。 作者将预算制度的建立上升到国家能力的高度，认为预算能力是国家能力最基本的支撑，并从政治学的角度思考中国的预算改革，认为对现代国家的治理来说，问责是核心问题，而财政问责（预算）又是政治问责的核心。

本书被誉为“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叙述”。它述及马克思以后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马克思主义到俄国马克思主义，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新马克思主义到中国与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再到当代欧美马克思主义。本书根据《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修订后的最新版本（1998年第3版）译出。新版增添了第2版出版后近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美国）的最新发展情况，并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新的评价。

世纪的英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其影响远远超过了英国的范围。与此同时，近代英国的政治思想界也十分活跃，产生了以约翰· 洛克、托马斯·霍布斯和大卫。休谟等人为代表的著名思想家，在西方政治思想发展史上令人瞩目。西方学界对此研究十分深入，尤其是约翰·波考克的成就最为突出，对学界的影响极大。 《近代英国政治话语》是一本研究英国近代早期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的论文集。杰出的西方思想史学家J.G.A.波考克提出的思想和论及的问题成其为核心，其余16位作者均为这个研究领域的著名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波考克的思想和理论作了卓有见地的探讨和评论。所探讨的问题均为英国在近代早期占重要地位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包括：反暴君论、古代政制、阿明尼乌主义、“公民科学”、议会主权、托马斯·霍布斯的世俗宗教、詹姆士 ·啥林顿的共和主义、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辉格主义、洛克的《政府论两篇》、大卫·休谟的思想等等。波考克本人亲自撰文“主权话语：对于作品的进一步考察”，对各篇论文作了高屋建瓴的评论。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被视为民主政治运转的轴承。作为民主政体的实施机制，具有社会整合面向的政党政治，对于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巩固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本书基于乌克兰和泰国的第三波民主化经验基础上，总结和提炼出人格政治、庇护政治、派系政治、运动政治等弱政党的民主政治形态，将经济、社会、政治制度等民主巩固的影响因素串联起来，通过梳理弱政党政治与社会分裂之间的关系，着力阐述弱政党政治无法弥合社会分裂问题，试图揭示出弱政党政治对民主巩固的消极影响，并借此从反面来证明政党政治的重要性，从而得以揭示“政党过时”或“政党终结”的普适性局限。 ------------------------------------------------------------------------------------------------------------------------- 比较研究泰国和乌克兰的政治转型，能给我们很多智识上的启发和感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常识的重要性……泰国和乌克兰的政治将走向何方？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已经知道的是，两国的政治转型过程经典地演绎了常识的重要性。麻烦之处在于，常识就在那儿，就看你是否忘记常识，能否发现常识。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政治制度研究所所长 杨光斌

本书考察了政治科学的意识形态起源及其实践，其结论挑战了传统上政治科学所声称的客观性，而是认为“政治体系被附属于其祖国而非所宣称的民主”。 作者在书中揭露了美国政治学家和国家安全部门长期亲密的关系。奥伦系统地陈述了美国在和其首要敌人，从威廉德国，纳粹德国，法西斯主义者统治下的意大利，到斯大林的俄国发生冲突时，美国在冲突前表现出的意识形态的“妥协主义 ”到冲突后的“民族主义”。政治和政治学搅混在一起的现象也一再出现。本书不仅是回顾史实，作者还敦促学术单位以比较敏感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工作上的道德分歧，以政治学的本质来思考问题的根本。当代美国语言学大师，以反体制立场著称的诺姆·乔姆斯基评价说：“伊多·奥伦挑战美国政治学自我标榜的‘脱离政治而纯粹建立在民主理念之上的科学形象’。” 本书将有助于我国政治学界批判揭示美国政治科学的意识形态本质，而不是盲目崇拜和不假思索地引进，从而反思中国政治科学的发展之路，进而也推进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全面反思，对中国社会科学建设和科学研究具有革命性的启示意义。 奥勒恩在书中挑战了传统上保持清高形象的的美国政治学，他的研究挖出来很多让学术界不舒服的“学术界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的事实。 这包括于1913-1921担任美国总统的伍德鲁．威尔逊倾慕普魯士王朝的高效率官僚；其二，《美国政治学评论》的书评对阿道夫．希特勒的著作《我的奋斗（英文名：Mein Kampf）》颇为青睐；还有政治科学家在越战期间介入“和平村”，即1965-1973在越南发展的计划）和对越共囚犯的拷问审讯。奥勒恩在书中揭露出美国政治学家和国家安全部门长期亲密的关系。 奥勒恩还暴露出政治学科领域的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和政治学教授约翰．伯吉斯(英文名：John W. Burgess，)。伯吉斯严重亲德国，他还阐明其观点，认为日耳曼民族在政治上优越于其他的民族，在1890年发表的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论文《政治科学和比较宪法》中，伯吉斯说，对于处于野蛮状态的民族来说，无人权可言，世界上只有日尔曼民族,包括盎格鲁撒克逊人,才有永存的政治能力，他们应当组织起来教育世界上的落后民族。 奥勒恩系统化地陈述了美国在和其首要敌人，从皇家统治的德国，纳粹德国，法西斯主义者统治下的意大利，到斯大林的俄国冲突时，美国在冲突前表现出意识形态的“妥协主义（accommodationism）”到冲突后的“民族主（nationalism）”。政治和政治学搅混在一起的现象也一再出现。《美国和美国敌人》不仅仅是回顾史实，奥勒恩还敦促学术单位以比较敏感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工作上的道德分歧，以政治学的本质来思考问题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