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关于民国和当代自由知识分子的名著。书分六辑，前四辑：天凉好个冬、毕竟是书生、无奈的群体、谁在思考。1999年文化艺术版《逝去的年代》的第五辑是“《观察》研究”，考虑到谢泳先生已在2005年出版了专著《储安平与<观察>》，故删去此辑，由谢泳先生新增两辑：“第五辑 书生私见：旧史料与新观点” 和“第六辑知识分子的抉择：离开的与留下的”。这两辑采撷自谢泳先生近几年所撰之尚未结集出版的知识分子研究文章，约14万字。可以说，本书是一本全新的著作。

《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出版之后，引来众数读家和媒介侧目。读史有方法，玩索有兴味。作者自身经验：遍观近代正史野史，爬梳剔挟之余，每成一则，不独欣然成诵，辗转反侧，更可以反复征引，和其他无数的历史细则，相与沟通并互见发明。此中之苦乐砥砺自知，心中块垒或为之高筑，或为之浇析，曼殊上人和绀弩散人都曾为此“无端狂笑无端哭”。吾人以史为教，西人更有所谓读史使人明哲、在此跳舞等说，历史既为材料，又为形式质地，跟人心相遇，有感即通，确凿可以成全有质地之新人。是以教化教育教学革新之道，莫过于回向历史：《非常道》出版后，跟风不断，可谓明证。余既始作其俑，难免龙种之望，而打扮历史无知历史之投机取巧人格，仍充斥市场，感慨系之，因再秉杂糅并举之余绪，更出机杼，作《常言道》一书，体例翻新，条陈细察，涓滴申说。为吾人近代史再三复意。读家或可哂察。 　　通者，有不可言言则非常之道，则必有老生常言言则平易悠远之道。道可常言者，则可以致精微，可以通广大。小德川流，大德软化（冯友兰语）。此本书所以用心者也，存鉴揽照，目击心悟，所谓证道，无处不在。 　　通之体，可以为经，为史，为传统；道之用，则惟务在人。我国人向来视大等为大人成人君子之教化，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现代教育之关键，同样利在大学，利在大学之人格校长，利在传道，利在为学，利在博通，利在独立，利在自由。一以贯之,则任持绝学，人格高标，如何做人，如何警君子，如何做学问，历历在目。又，或则培育现代识见及训练（蔡元培语），或则助学生走路（梁漱溟语），或则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冯友兰语）。要之，则又如竺可桢所倡通才教育，惟有通中国语文，通此随处流衍之人文精神，方可接续烟火，方可拯危难于既颓，方可于非常之时，有以“一死而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陈寅恪语）。读书治史，感同身悟，见不及此，实乃蠹虫。

《逃向苍天:极端年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沉浮》内容简介：每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每一块墓碑下都躺着一部整个世界的历史。《逃向苍天:极端年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沉浮》即是从点滴细节对各色人物命运的探究分析，他们的经历、遭遇、思想变化，与大历史、大时代息息相关。 1955年5月19日凌晨，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彭柏山在家中被捕。此前，上海成立了“反胡风运动”的五人领导小组，毛泽东在北京亲自召见了一位领导小组成员，听取汇报。当听说上海还未发现胡风分子、一切还在调查中时，毛泽东非常不高兴说上海太斯文了，反问“上海不是有一个彭柏山吗？”就此一句话，决定了彭的命运。 被人称为“梅花院士”的陈俊愉，“文革”中，被当做“反动学术权威”反复批斗。一个重要罪状是：“国民党定梅花为国花，你喜欢梅花就是喜欢国民党！”他花二十多年心血写成的书稿，连同相关照片、资料和辛勤培育的20多个抗寒梅花新品种，统统被抄走。更残忍的是，还强迫他亲手点火焚烧。他母亲此时也被赶回农村，整日对着墙壁喊着他的小名——大翔，在痛苦中离开人世。而失去自由的他在第二年才被告知母亲的死讯。五个孩子中，有两个因为年龄太小，惊吓得病。原本就体弱多病的妻子在重重打击之下，终于一病不起。 还有因为反对拆除古城墙而被打成“右派”，上吊自杀的朱偰；画十二角星被诬画国民党党徽而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七年的初中生何榕森…… 总之，在极端年代中，不论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改变世界历史、人类命运的英雄豪杰，还是芥豆之微、任历史大潮摆布捉弄的升斗小民，命运并不由自己掌控，在这个意义上全都平等。

本书描述了20世纪上半期美国公众的中国形象及其威因。作者认为，这一时期美国的中国形象是基于传教士激情．由卢斯媒体误导、赛珍珠小说强化，再由宋美龄推向高潮的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形象，是美国人按自己的理念创造出来的，实际上反映了美国人的希望和梦想，其背后是美国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不过这种中国幻象在当时对中国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它促使罗斯福政府采取制裁日本、帮助中国的政策，并最终废除了带有种族歧视性的《排华法案》。 杰斯普森令人佩服地证明了我们为什么必须正视那些曾经支配美国人认知中国的形象，这种中国形象为什么会出现且又是如何建构出来的，为什么它会持久地影响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在20年的时间里．时代公司不断刊登、传播亨利·R 卢斯的恩抚主义中国形象：一个友好的中国正热切地盼望能得到美国的庇护…… 卢斯和他的理想主义者们影响了无数美国人的中国观。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说出了很多美国人希望中国是什么样的．而不管中国实际上如何。 ——《美国历史评论》

人们可以（而且应该）仅凭掌握的二三手外部资料、人生经历的资料记载或者后代的史学家的著作，描写出一个众所圳知的时代。但人们不可能仅凭上述资料描写出他或她的一生。正因为如此，人们不可能像描写其他时代的历史那样来描写20世纪的历史。我恰巧生活在《极端的年代》所描写的这个历史时期，而且从十三四岁起到现在，我一直十分关注公共事务。也就是说，我不是以一个学者的眼光而是以一个同时代人的眼光在观察公共事务，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和想法。就是因为上述原因，在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当我戴着史学家这一职业桂冠时尽可能避免谈论1914年以来的历史，而在以其他身份出现时就并不讳言之。就像他们的行话所说，“我的时代”是指19世纪。尽管我在研究20世纪历史时并没有像为数众多的20世纪史学家那样拥有丰富的文献知识和档案，甚至连一丁点儿的档案资料都没有，但是我认为仍有条件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一下从1914年到苏联时代结束这一掐头去尾的20世纪。 当然，要独自一人、甚或以单种语言来了解现今世纪历史的编纂工作是完全不可能的。只有权威的古代史学家或拜占庭帝国的史学家才知道对于那些漫长的历史阶段该写些什么。

《人权论集》（胡适梁实秋罗隆基等著）主要内容： 1929年，胡适、梁实秋、罗隆基等人，发起了一场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人权运动，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体制，反对“训政”，维护自由，要求尽快落实“宪政”。这场运动震动了文化思想界，许多学者先后卷入其中。最终，面对统治者的暴力专横，他们不得不妥协退让。 这场人权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却是中国宪政史上意义深远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作为这场运动的原始材料记录，《人权论集》一书具有非常独特的历史意义，非常值得今天的国人重新了解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