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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伏瓦与双性气质
本书在近来后结构主义和同性恋争论的语境下,提供了一个关于身份和主观性的新概念。作者指出,分析、甚至“解构”身份和自我的各种努力仍然有赖于西方关于身份的一些核心技术,如个性、有界性、自主、自我实现和叙述等等。正是通过对自我的各种创作方式和被归于波伏瓦的性别气质的探讨,本书的分析才具有了超出波伏瓦个体的普遍意义。本书对所有关心自我、身份、性别气质和欲望问题的人来说是一本富有启发性的读物,而对当代女权主义理论来说也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将主要采用德勒兹(Deleuze)对福柯的分析(1988年)。德勒兹声称,福柯的著作改变了“思考的含义”(德勒兹,1988年,p120);福柯则宣称,“本世纪将被认为是德勒兹的”(福柯,1977年,p165),这进一步加强了这两位思想之间概念上的联系。罗西·布雷多蒂(Rosi Braidotti)指出:“哲学因福柯—德勒兹的联系而成为创造性、积极性和批判性的工作”(布雷多蒂,1991年,p67),如果不联系德勒兹,福柯的著作就绝对是不完整的,因为德勒兹“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追随福柯,并且以多种方式继续进行远远超出其创始者目标的福柯式事业”(布雷多蒂,1991年,p66)。本书肯定了布雷多蒂的主张;我将会表明,虽然福柯的著作提供了一种有用的自我技术分析,但他自己的自我概念,即一种自我美学,却最终不足以说明本书所提出的“双性气质”。 -
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
本书是中国第一部关于女性感情与性的社会学专著。它以实证研究为基础,描述了这一隐秘的私人领域中鲜为人知的基本事实,并对这一事实加以分类、分析和解释,为专业和非专业的读者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和富有启发性的思想。 -
二人行
作者吕西・依利加雷,法国当代的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本书旨在探讨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强调人的主体性,肯定人们性别的差异。作者还深受东方文化影响,提倡要关注身体,修养气息。依利加雷构想了一种新的女权主义,即建设一种两个主体相互尊重差异的两性文化,她认为只有在双方互相尊重主体性的基础上,相互协作,相互交流,人类才能发展出真正的自我,创造真正的自由和幸福。 -
说我爱你
西门媚关于女性、情感、生活与艺术的随笔集。 封底推荐语: “我爱你”曾经是国人最难说出口的三个字。今天,它却成了最好用的口头禅。在这样子的时代里头,西门媚不讳俗滥,敢用《说我爱你》做书名,自是别有用心。读毕全书,读者不难发现,这是因为她对爱情有非常庄重的看法,不轻浮,不苟且,正好重新提醒我们“爱”的分量。 ——评论家 梁文道 《说我爱你》似乎是一本专门谈爱情的书。但通过爱情又蔓延到与爱情有关的其它题材。爱情的话题永远不会穷尽,西门媚以多年专栏作家之透彻笔力,一一道来。媚而不伤,慧而有情。如果你想更立体地了解女性对此话题的感悟,西门媚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私人视角。 ——诗人 翟永明 西门媚和西闪,成都作家伉俪。他们那恬淡恩爱、随时随地手拉手的身影,是成都文化圈里的日常景观。从恋爱初期两人的甜蜜,到婚后多年两人保持的同样强度的甜蜜,让许多目睹这一过程的老友十分诧异进而无比羡慕。所谓神仙眷侣是也。我想,西门媚西闪爱情婚姻保鲜的秘诀,应该就藏在《说我爱你》这本书里,有心的读者应该可以从西门媚的这本最新的随笔集里体会到什么是爱的能力。 ——作家 洁尘 -
涉渡之舟
本书是一本深刻而富有见解的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的研究专著,非常彻底而全面地用女性主义的观点对新时期代表性女性作家作品进行了富有创新的研究(包括张洁、戴厚英、宗璞、谌容、张抗抗、张辛欣、王安忆、铁凝、刘索拉、残雪、刘西鸿,方方、池莉等重要作家),发现女作家作品中时隐时现的女性视点与立场的流露,提出了女性写作的“花木兰式境遇”——化妆为超越性别的“人”而写作的追求,在撞击男性文化与写作规范的同时,难免与女性成为文化、话语主体的机遇失之交臂,并在有意无意间放弃了女性经验的丰富庞杂及这些经验自身可能构成的对男权文化的颠覆与冲击。本书是国内研究新时期女性写作的奠基性著作。 本书作者戴锦华最早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和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成功地再解读中国重要女作家的创作,成为今天的一种范式。 戴锦华的强大和缜密超越了简单的女性立场。她有理论,但保着敏感和热情。她有视野与深度,不流于一声叹息。更可贵的是,她的视野穿越了学院,来到了广阔的社会中间,她看到繁华表象下遮蔽的另一种叙事。她是一个真正的思想精英。 -
浮出历史地表
《浮出历史地表》是第一部系统运用女性主义立场研究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的专著。借助精神分析、结构、后结构主义理论,本书作家论形式深人阐释了庐隐、冰心、丁玲、张爱玲等九位现代著名女作家,同时在现代中国的整体历史文化语境中,勾勒出了女性写作传统的形成和展开过程。理论切入、文本分析和历史描述的有机融合,呈现出女性书写在不同时段、不同面向上的主要特征,及其在现代文学史格局中的独特位置。本书自1989年问世后产生了广泛影响,被誉为中国女性批评和理论话语“浮出历史地表”的标志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