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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与耶路撒冷
《雅典与耶路撒冷》于1938年年初,首次用法文出版(《Athense et Jerusalem (Essai de philiosophie religieuse)》。书中收集了舍斯托夫在此前十年中所写的论文,其中多数写于1934年以前。本书共四章。 -
以头撞墙
不可能性岂不是堵石墙吗?当然喽,假如我真的没有力气用脑袋去撞开这堵墙,我就不会去撞它,可是我也不会跟它妥协。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舍斯托夫不厌其烦地揭露着理性的可笑与无力。他只关心一件事:提示人类生活的无限性,为无根基的生活寻找理性难以企及的出路。 ——(法)加缪 舍斯托夫本人作为一个孤独的朝圣者游历了俄罗斯思想的众多领域,在这位思想家所有的作品中都有着深思的印迹。 ——(俄)安·别雷 舍斯托夫是极端的怀疑主义者。他批驳了科学理论和哲学理论的相互矛盾,把读者留在了无知之境。他把哲学的理性思维与超自然的圣经观念对立起来,他相信上帝是全能的,上帝甚至可以做到使过去从来都不曾存在。 ——[俄]罗斯H·O·洛斯基:《俄国哲学史》 远自德尔图良、达米安、马丁·路德、帕斯卡尔,近至克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舍斯托夫的同路人。他们坚决声称,正因为荒廖才可信,正因为不可能才肯定。争取把不可能变为可能,乃是一场疯狂的半争,是以眼泪、呻吟和诅咒为代价的斗争。 ——刘小枫《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真理》 在20世纪璀璨闪烁的思想群星中,列夫?舍斯托夫(1866-1938)作为一位世界著名的宗教哲学家,是一颗极为耀眼的明星。他大胆质疑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尊崇再性的传统,标举信仰为其思想旗帜,重视个体的人,关注个人苦难与绝望,他的一系列思想观点,即便在世纪之交的今天看来,仍极具挑战性。 在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发展出一种崇高理性的思想传统,苏格拉底为了追求理性真理而选择死亡,柏拉图把哲学家尊奉为理想国的君主。即使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很多人也是非常思辨、非常逻辑地讨论神学问题。到了近代,康德通过区分“自在之物”和“自为之物”把“理性”从上帝手中夺回,重新给予人认识理性真理的权利。黑格尔则把康德哲学推向极端,建构了他那无所不包的“绝对精神”的王国。崇尚理性的哲学传统到了20世纪有增无减。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就认为:哪怕世界毁灭了,理性的法则依然存在。 但是舍斯托夫却发出“旷野的呼告”。他认为,与古希腊的理性传统相对照,西方还存在着另一种传统,它以《圣经》思想为代表,在近代由尼采、克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继承。它们都拒绝理性的绝对统治,认为理性无法解决生死问题,无法解决人类的恐惧、绝望、堕落等问题。世界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和理性相比,信仰才是人更深层次的需要。 -
旷野呼告
《旷野呼告:舍斯托夫荒谬抗争集》内容为:舍斯托夫认为人的生存是一个没有根据的深渊。在这个生存深渊面前,我们往往求助于理性及其形而上学来填平深渊,然而生存的深渊是形而上学的理性无法填平的。灵魂的漫游者,不得不在深渊中向允诺揩掉每一滴眼泪的上帝呼告。而十字架上的真理直接关涉人的生存和死亡、渺小和伟大、罪孽和救赎、梦魇和自由、呻吟和悲叹,它最终给予人的是上帝允诺的希望和爱。 -
在约伯的天平上
《在约伯的天平上》(灵魂中漫游)是舍斯托夫的一部重要代表作。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他对俄罗斯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两位大师的评述。舍斯托夫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双重视力,即“天然视力”和天使赋予他的“超天然视力”。天然视力看到的是必然存在,是自明,而超天然视力则看到了自由自在,是要让人战胜自明。因则当人把生当作生,死当作死来看时,并不排除另一种生就是死,死就是生的看法。舍斯托夫认为,托尔斯泰在面对最后审判时刻时,不得不抛弃自己伟大过去的一切,因为他已领悟到,死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行尸走肉地活着。 第二部分是舍斯托夫关于敢想敢为和俯首听命的片段集。其中论述到启示、哲学标准、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最后审判、存在的假象、存在的秘密、什么是美、认识你自己、哲学的当前任务、形而上学真理、通向真理之路、死的讽刺等问题,每节都主题鲜明、语言精炼、寓意深刻。 第三部分是舍斯托夫评述斯宾诺莎、帕斯卡尔、普罗提诺等著名哲学家的文集。舍斯托夫认为,正是斯宾诺莎继承了笛卡尔的“怀疑一切”与“我思故我在”的思想,以为只有实体、数学方法是惟一的探索方法,其实质就是否定圣经,也就杀死了上帝。帕斯卡尔则与大多数哲学家相反,他不是去为理性大唱颂歌,而是在呻吟中去探索,到圣经中去寻找真理。普罗提诺虽然不否认理性,但他对理性失去信心,成了理性的憎恨者。最后一篇是舍斯托夫答复赫林教授评论的文章,论述什么是真理的问题,此文与胡塞尔有关,请把它与舍斯托夫论述胡塞尔的文章一起阅读。 书评 《在约伯的天平上》(灵魂中漫游)一书,通过对西方古今思想家、文学家的思想的独特考察,展示了西方文化精神的两大核心要素--理论与宗教(亦即理性真理与启示真理)之间的冲突和不可调和的斗争,从而展示了西方文化精神的两大来源--希腊哲学和圣经哲学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