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作者近年来研究明代佛教史的论文多篇，综合历史学、社会学的视角与研究方法，对明代佛教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佛教与地方经济环境的相互影响，佛教因应政治、社会的需求而发生的变化，佛教信仰所反映的明代女性的精神生活与社会地位，以及佛教医学的发展等多个论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本書為結合社會史與禮儀史的著作，以「祖先祭祀」為焦點，討論元明以後儒家式的祭祖禮儀在鄉里社會發展、傳衍成習俗、傳統之一部分的歷程。 全書主要處理以下三個問題： （一）先秦時代屬於貴族社會的禮，如何在近世以後也可以行用於一般士庶？ （二）此一時期祖先祭禮的知識透過誰來傳導？又如何傳導？而儒禮在民間擴散的情況又是如何？ （三）儒家式祖先祭禮的引介對士人與家族原有祭祖習慣的影響。作者希冀透過本書具體的實證研究，闡明儒家禮制與人們日常生活規範及實踐之間的關係。的歷史風貌還原呈現，期許多少填補女鬼信仰相關研究的闕如。

本文的宗旨，實際上是欲以徽州這在中國近世社會中以強固宗法制聞名的典型區域為探討對象，該地區生態環境的貧瘠所導致農業生產能力不足、商業的興盛、宋元時文風的鼎盛與獲取進士與鄉貢科名的眾多，理學滲透的根深柢固，與明中葉該地區顯著的貧富差距與社會浮盪不安，成為觀察此地區強固宗族制度的有利視角。本文嘗試以長時段的視野，觀察宋明間徽州宗族制度的發展演變，探討不同時間、不同歷史情境下造成近世徽州宗族制度開展與強化的原因，以及該地區宗族制度強固聞名的癥結，並藉此作為瞭解中國近世社會宗族發展的一個參考指標。本文嘗試論證，徽州的生態的貧瘠與貧富的懸殊等造成的社會不安，是該地區宗族制度強固的癥結原因，而理學的滲透進一步起著輔助作用。但起源於南宋的宗族組織之開展，卻與科舉社會高社會流動的背景，密切相關。家族仕紳實欲藉此以維繫家族發展、避免衰落。但徽州宗族制度的真正強化與落實，卻是到明中晚期，實與該地充分顯示出的「流動不安」息息相關，而社會的宗族同時也更密切地被整合至國家權力層次中。質言之，本文嘗試論證，徽州宗族制度的發展，與「流動」的社會背景密不可分。由南宋之際的「高社會流動」到明中葉的「高流動不安社會」，顯示出宗族制度的發展與人們心中的不安全感有深刻關聯，同時，由南宋到明中晚期，徽州宗族制度發展的社會原因與背景，也有所轉變。

《明代的塾师与基层社会》主要通过对明代私塾教育的发展与塾师社会构成的演变、塾师的生计状况、塾师的职业生活与职业观念、塾师的社会活动等问题的梳理，更主要从“社会人”而非简单的“教育者”的角度，探讨了塾师于明代基层社会中的生存状况及其多元化的社会角色与功能，并进一步揭示了“治教融合”传统对中国近世士人群体生存与发展的内在影响。

有關中國婦女生活史的書寫，雖然早在1920年代即已開始，但史學界對婦女史的研究，卻要到1970年代才重新起步，並展開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歷程。由呼籲「補充歷史」到改寫歷史；探討的重點也由婦女、兩性而性別。與同一時期女性主義思潮對政台灣治社會的衝激相呼應，也與國際婦女史研究的潮流和脈動若合符節。 早期婦女史的研究課題，是透過父系家族的架構，以及維繫此架構的重要機制——婚姻——來了解婦女。事實上，中國婦女史的研究素材，不論是正史或其他文獻，向來以男性書寫女性最為大宗；家族與婚姻的研究，大多從男性對女性的規範與期望入手。即使是由女性書寫、創作或在無意間留存的史料，雖可藉以強調女性主體意識，卻也多包括書寫者對男性的情感與意見，並且是相對於原本男性為主的一種發聲。因此，研究中國婦女史，很難不牽涉男性，想要單純以婦女為對象，而忽略男人隱在幕後那隻手，恐怕未能得實。要發掘女性的處境與地位，就不能不從「關係」的角度出發，探討兩性的互動及其影響。 正因為男女有別、女女也有別(當然男男亦如此)，過去以留下最大量記錄的漢人男性知識菁英代表全體傳統中國人生命經驗的做法，不得不受到檢驗。而因社會包括各種階層與族群的男男女女，他們的互動與分工、規訓與挑戰，都不限於家庭與婚姻之中，故而性別成為重新理解經濟史、法律史、文學史、史學史、宗教史，乃至醫療史的視角。性別取徑的提出，便成為整合新興研究成果，重新理解歷史的一項利器。 本書所收的十篇論文，其中五篇分別介紹不同斷代中性質特殊而重要的史料，包括商周青銅器與隨葬品、漢代畫像石與畫像磚、唐宋墓室壁畫、誌銘和敦煌吐魯番文書、明清司法檔案，以及現代口述訪問紀錄等，說明它們如何可以作為婦女史的素材、看出哪些兩性互動的面向，以及在性別史研究上的意義。另外五篇則就近年來較具突破性發展的領域，如歷史書寫、文學史、佛教史、家庭史，以及財產權等，申論婦女在其中的處境與地位，以及納入性別角度的分析後該領域的演變與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