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制中国的晚期，城市化是发展的核心。尽管学者们一致认为，它既没有引发韦伯式的城市自治，也没有引发哈贝马斯式的公民社会，但它的影响仍备受争议。本书认为，这种概念性僵局源于这样一个事实：看似连续不断的城市扩张实际上被种种“王朝式城市主义”打断了。作者认为，历史学家不应将城市化视为商业化发展的副产品，而应将其视为每个朝代的制度框架和文化趋势所塑造的过程。

这一特点在明朝尤为明显，其城市发展的性质和结果被证明是由明初设想的乡村理想所定义的。作者以长江流域的大都市南京为例，展示了在明朝时期，城市居民如何利用为农村制定的制度和文化资源，重塑城市的地位。“王朝式城市主义”的发现为这一领域提供了一条理解帝制中国晚期城市化发展的新途径，使真正有意义的比较城市史成为可能。

本书以《阳明心学与明代内阁政治》为题，主要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中晚明阳明心学流行的社会背景，以及学派中人的政治理念和活动。通过考证，本书对前人提出的一些观点进行了辩驳。如针对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后转向觉民行道的看法，认为王阳明的弟子群体以地方上的中下层士人，具体来说则是举人、生员为主，因而王阳明的传道路线应当归结为“觉士行道”。而在政治上，王阳明顿悟之后也并未放弃对朝廷局势的关心。“大礼议”之际，王阳明曾向其在朝的弟子表明自己的立场，并试图通过这些弟子来对政局加以引导。其讲学传道之际着眼于中下层士人之培植，也正是出于对这些弟子将来入仕之后能够挽救政治之颓势的期待。而心学所针对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政治主体的士大夫阶层自身之弊病。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此种弊病之最明显的归结，便是内阁之专权植党、排斥异己。阳明学派自阳明起便提倡士大夫分权共治的精神，其后学亦承袭了此种理念。自嘉靖以后，学派中人或抵制内阁而屡遭打击，或入主内阁而兴盛一时。进入万历后，由阁部之争而招致党争大炽，学派中虽有稍向内阁靠拢者，但终亦不能为阁中之党魁所容，余者则渐为反内阁的新生力量东林派所吸收。

有明一朝，建文朝的历史始终是一种政治禁忌。国史阙失，于是野史传说迭出，以“逊国说”、“从亡说”为主题，不断将建文朝传说推向高潮。作为连接建文出亡传说与隐遁之臣事迹的一部“奇书”——《致身录》在晚明时期横空出世。该书托名吴江黄溪史氏族人史仲彬所作，记载了随同建文帝流亡各地的二十二个臣子的坎坷经历，不仅被众多史家所采信，而且成为人们藉以凭吊建文帝的依据。随着《致身录》的广泛流传，史仲彬以介乎朝臣和粮长之间的模糊身份，相继供奉于嘉兴府和苏州府的乡贤祠，成为家族摆脱困境以及扩展文化声势的重要筹码。另一方面，史仲彬的既有履历始终受到部分文人的深刻质疑，《明史》更是将《致身录》定位为附会之作。从这个意义上说，《致身录》绝不只是一部静态的文本，以它为依托所制造出来的各种副文本所焕发出来的巨大能量，已远远突破“是非真伪”的限定。康熙中岁，随着史氏后裔所发动的历经百余年的文本制造告一段落，“国史”与“家事”终于各安其位。

决定明朝历史发展方向的因素是什么？

放眼14世纪的世界，明朝为何做出一个与其他文明不同的选择 ？

在早期全球化历史潮流中，明朝为何错失了历史机遇？

14世纪中期，蒙古帝国开始瓦解，拉开了世界历史新序幕。1368年，在东亚大陆上，一颗新星冉冉升起，大明王朝建立；与此同时，西欧迎来了“文艺复兴”和此后的新航路开辟；阿拉伯文明在亚欧大陆扩张势力，充当东西方贸易和文化的中介；莫斯科公国在蒙古帝国疆域的基础上，整合罗斯部落，建立起俄罗斯文明。蒙古帝国瓦解后留下的一片权力空间，四种文明开始竞逐其间，勾勒未来世界历史的基本脉络，推动世界近代史大幕的开启。

与其他三种文明相比，孤处东亚的明朝，在疆域政策上，采取“内敛”取向。明朝在大体收复元朝旧疆之后，并未利用强大的国力，追随蒙古帝国的世界扩张脚步，而是重回亚洲，建立 起传统的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中华亚洲秩序”。 在世界走进近代的十字路口之时 ，明朝的这种选择错失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为其他三种文明的扩张提供了历史空间，令人扼腕叹息。但是置身于历史中，便会发现明朝的选择具有内在的合理性，是地缘政治、文明传统、王朝性格综合而成的必然结果。

作者从全球史的视野出发，选取了明代历史中17个典型人物和事件，以明朝的“内敛”取向为线索，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诸层面，生动讲述了明代纷繁复杂的人与事，深刻揭示了这种繁杂图景背后的深层内涵，并指出这些人与事对明代中 国，乃至世界近代历史的深远影响。

从晚明时期开始，学者、文人、藏书家、书法家等即喜在古籍之中书写批校；由于批校文本之积累，清代学者除在书中撰写自己的意见之外，也会过录前代读者之批校，还会编辑刊刻名家批校。撰写、过录、刊刻批校在清代学者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学术文化，并对清代及之后的文本、学术、思想乃至于社会文化等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书即以这种“批校文化”为中心，以清代“批校文化”的先导者何焯为切入点，考察“批校文化”兴起与盛行的过程，追溯各类参与者之身份与贡献，分析其对于中国古代经典文本之塑造以及对于清代思想、学术与文化之影响。

朝贡制度是明清时期中国维持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这个经济体系与精心设计的政治结构交织在一起。作为当时的朝贡国之一，暹罗（今泰国）与中国进行了长期的朝贡贸易。本书考察了暹罗在朝贡关系下的海运贸易行为，并分析了中国在暹罗的海外贸易和国内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于暹罗朝廷，朝贡是为了谋取利润，绝不是政治上的臣服。

潮汕人深度参与了朝贡贸易，并在泰国开枝散叶。

泰国香米在17~19世纪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