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张君劢以一篇《人生观》的发布，激起了现代思想史上著名“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又称“科玄论战”）。这场论战所涉及的问题，即科学与人文、知识与价值的关系问题，是现代哲学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论辩中，张君劢被丁文江斥为“玄学鬼”，此实为张氏之深深误解。之前及之后，张君劢均大倡科学研究在其时中国的建立与发扬，而张氏见解之深远实在超山时人，故在此误解。论战之后十余年《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刊布，此书集张君劢于1931年至1935年所作之二十余篇文字，总结张氏在论战爆发十年的心路历程，这些文字可视为张氏将论战中之稳痛发而为对科学精神之更深刻阐发及对中华人民族存绪之际文化路向的清醒见地。今日读是书，可为重估张君劢学术思想之整体提供重要契机；由张氏其人被误解之一段现代学术史公案，庶几可见时思想界之总体思维趋向以及张君劢坚执学术信念的可敬可佩。

本书反思了近代以来，特别是新儒家将儒学窄化为心性之学的缺失，主张以精神理想和现实制度相结合的方式来审视儒家的本来面目和未来发展空间，书中有三个中心议题，其一是儒家与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其二是以康有为和孔教会为中心讨论儒家在近代中国如何面临制度化解体和重建的复杂进程；其三则是通过批林批孔等典型事例的分析，讨论儒家与现代中国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关联，思考如何重建儒家与中国人生活的关系。 　　本书认为儒家应该在未来中国的发展中发挥应有作用，且中国人在进行制度创新和价值重建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吸收儒家的资源。而超越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的二元对立，是达成儒家价值重生、实现民族复兴的思想基础。

本书注重历史当事人的时代关怀，返其旧心，从广义的文化视角考察近代中国思想与社会的权势转移。全书跨越思想史和社会史的学科藩篱，通过探讨近代大变局中传统的中断与传承，中西文化竞争与民族主义的特异，思想衍化与社会变迁的互动等各层面的多元互动，揭示近代中国社会新中有旧、旧中有新的丰富特性。随着四民社会的解体和经典的隐退，出现了民国之中“国进民退”的倾向。这些演变既产生了众多问题，又遮蔽了不少问题，当时就造成读书人的困扰，迄今仍在影响我们。

从宽泛的意义上说，我们自己的学科图谱具有坚固不移的跨文化性。就这一假设的形成而言，全世界高等教育的结构充当了它的某个推动因素。《形成中的学科》在论及人类行为的八大领域时，对此观点做了挑战，这八大领域即哲学、数学、历史学、医学、艺术学、法学、宗教学和科学。劳埃德将注意力集中在历史和跨文化材料上，它们阐明了各学科在不同时期、不同文明中得以构建起来、得到界定的不同方式，尤其是在古希腊和中国。它们还阐明了各学科之间的关系当怎样进行理解，特别是在不同学科宣称享有霸权地位之时（这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曾发生在哲学、历史学、宗教学和科学身上）。劳埃德还探索了精英所扮演的角色，无论是积极（在他们推动学科专业化的时候）还是消极（在他们收紧准入条件，坚持让人们遵从既定规则、概念、做法从而阻碍了进一步创新的时候）的角色。

本书包含着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本人对“李约瑟问题”最清晰的表述和回答。李约瑟借用化学反应中的“滴定”概念，对中西文明在社会和思想上的种种成分加以比较，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科技成就在中世纪遥遥领先，西方却后来居上产生了现代科学。 与默顿的代表作一样，《文明的滴定》可以说是 当代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的先声，尽管在量化指标方面还略逊一筹，其论域的宏大和议题的深刻则超过了《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所长 刘钝 《文明的滴定》集中展现了李约瑟博士对人类文明演进的深刻观察和思索。文明的滴定不仅是人类历史的写照，更是其未来的必然归宿。 ——梅建军，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所长 《文明的滴定》是李约瑟最重要的文集之一，仔细阅读《文明滴定》之后，读者们会对他关于中国为何没有发生科学革命的最终解释产生迥异看法。 ——弗洛里斯·科恩（H. Floris Cohen），乌特勒支大学科学史教授

日本に現存する書物に即して明代の出版と学術の変遷を辿り、明末に清代の学術が準備されたことを解き明かす。明代陽明学から清代考証学への変遷を一貫した論理で内在的に把握する試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