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四十年来研究陈寅恪史学观念和文化精神的总集结。1949年以后，陈寅恪已成为中国大陆唯一未灭的文化灯塔，继续阐发【独立之境神】和【自由之思想】。但在文字狱空前猖獗的时代，他的史著不得不尽量曲折幽深，诗文也不得不用重重【古典】包裹【今情】，因此形成了一环套一环的暗码系统。 本书作者在八十年代破译了他的暗码系统，使他晚年生活与思想的真相重显于世。十余年以来本书所激发的争议不断扩大，最后演成所谓的【陈寅恪热】，引出了大批有关他晚年的档案史料。 本书作者充分利用新史料增写了【陈寅恪与儒学实践】和【试述陈寅恪的史学三变】两篇长文，更全面的阐明他的价值思想与史学思想。而这也是本书最后决定出版的主要原因。

本书共集结了12篇论文，全是关于中国文化史的探讨和论断。每篇都以概括的方式呈现出中国文化史的一个方面，从宏观角度提出一种长程的贯通解释，描绘一个大轮廓。思想、政治、商业、宗教、民间文化、文学、科学、医学、艺术、科举、侠等尽在其中，涉及范围相当广阔。从这些特殊面相深入浅出探讨中国文化的常中之变和变中之常，而重点仍在于彰显中国文化史的一般特色。

本书取其中一篇《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为全书之名，实涵有两重意思。第一是“两个世界论”为全书的中心理论，其他诸篇多少都是环绕着这一中心而产生的。第二是作者曾指出，不但《红楼梦》本身具有两个世界，红学研究中也同样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曹雪芹所在经历过的历史世界，一个则是他的虚构的艺术世界。前者一向是红学考证的对象，后者则是本书特点关注之所在。《红楼梦》中的两个世界是分不开的，红学研究中的两个世界也同样无法截然划分。所以本书中有几篇讨论曹雪芹生平和所谓“脂批”的文字正是属于传统红学考证的范围。这些考证文学都是为“两个世界论”服务的，因为它们同样具有摧破“自传说”的作用。自传派的红学考证从来就不是纯粹客观的东西，它是在“自传说”大前提的指导之下搜罗所谓“证据”。因此有时不免曲解证据，甚至把完全不相干的历史资料当作“证据”来运用。在“自传说”深入人心的情况下，以考证破考证是一个必要的步骤。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汇集余英时研究《红楼梦》的八篇专论。文章考证缜密，论述生动，对把握《红楼梦》的艺术特色，探寻曹雪芹的思想轨迹有指导意义。

本书为余英时先生评价恩师钱穆的文集。余先生以此作为纪念钱穆先生逝世一周年的献礼。文集既收录了和钱穆先生直接相的文字，也包括二三篇间接涉及钱先生的学术和思想的文章；其中有对恩师的深切怀念，更着重肯定了钱穆先生对现代中国学术的贡献，并对质疑钱先生学问的观点予以了回击。

本書是余英時教授為《顧頡剛日記》所寫的序言。 顧頡剛以倡導「古史辨」運動知名於世，他一生最重要的研究成績也集中在古代，上起夏、商、周，下至秦、漢。在我們一般印象中，他是一位典型「象牙塔」中學者，畢生與古籍為伍。 作者從《顧頡剛日記》裡頭意外地發現：他的「事業心」竟在「求知慾」之上，而且從1930年代開始，他的生命型態也愈來愈接近一位事業取向的社會活動家，流轉於學、政、商三界。 另一個更意外的發現是，與大家過去的認識截然不同，顧先生並不僅僅是一位謹厚寧靜的恂恂君子。在謹厚寧靜的後面，他還擁有激盪以至浪漫的情感。他對譚慕愚女士「纏綿悱惻」的愛情，前後綿延了半個世紀以上，從1924年初識到1978年題詩日記，讀來極為動人。 這兩大意外的發現，使作者感到必須深入他的內心世界，才能真正懂得他的志業、為學、與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