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适个人生命史上的每一阶段，一向都存在着一些或大或小的疑点，他的博士学位问題，他的西洋哲学素养，他封毛泽东的影响，他和蒋介石的关系……随着《胡适日记全集》的出版，其中有些问題已能够获得比较明确的解答。 本书根据《胡适日记全集》的內在线索，探讨胡适在各个阶段与中国现代史进程的关联，并就上述引起议论的疑点，择其较有关系者予以澄清，让胡适自己说话，还胡适一个原业面貌。

本书集结了12篇论文，全是关于中国文化史的探讨和论断，每一篇都集中在一个特殊的面相上面。思想、政治、商业、宗教、民间文化、文学、医学、科学、艺术、科举、侠等尽在其中，涉及的范围相当广阔。且每一篇论文都是从宏观角度对中国文化史的某一面相提出一种长程的贯通解释。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同时看到中国文化的常中之变和变中之常。

本书是关于宋代文化史与政治史的综合研究，尤其注重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宋代士阶层不但是文化主体，而且也是一定程度的政治主体，过去的史学界对此也已或隐或显地有所察识。怎样将这一论断建立在可以客观检证的历史事实之上，才是专业史学的本格任务。所以宋代士大夫的思维结构与行动模式在这部研究中占据了轴心的位置，本书副题主要即取义于此。

本书是关于宋代文化史与政治史的综合研究，尤其注重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研究的重心而论，文化史在儒学的复兴及其演进，政治史则在改革活动中所显现的权力结构与动作方式。但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这两个系列的发展根本是交织在一起而不可能清楚分开的，二者统摄在士大夫的整体活动之中。宋代士阶层不但是文化主体，而且也是一定程度的政治主体，至少他们在政治上所表现的主动性超过了以前的汉，唐和后面的元，明，清。这是宋代在中国史上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色，过去的史学界对此也已或隐或显地有所察识。但是根据比较严格的史学观点，我们仅仅满足于从直觉或整体印象所获得的抽象论断。怎样将这一论断建立在可以客观检证的历史事实之上，才是专业史学的本格任务。所以宋代士大夫的思维结构与行动模式在这部研究中占据了轴心的位置，本书副题主要即取义于此。

士在中国史上的作用及其演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决不是任何单一的观点所能充分说明的。但是无可争辩的，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士与中国文化》所企图观察和呈现的是：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精神风貌。不用说，这当然只能是一种宏观的历史。但宏观若不能建筑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之上则将不免流于空泛而武断。因此《士与中国文化》不取通史式的写法，而是一系列的史学专题的研究。作者余英时在各历史阶段中选择了若干有关“士”的发展的中心论题，然后对每一论题进行比较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希望能通过这一重点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论天人之际》主要在探讨中国思想的一个主要特色，大致以“天”代表超越世界，以“人”代表现实世界。这两个世界在“轴心突破”以前已存在，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则因“突破”而发生了重要变化。这是余英时先生自称为“收官之作”的重要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