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之辨」在古代禮俗領域中，扮演了區別分殊的重要角色，它不只是二元相對的分類概念而已，它更是深具文化意涵的象徵符號，被用來區分陰陽、男女、文武、吉凶、生殺，被用來建立人文社會，架構倫理秩序。古禮研究千頭萬緒，之所以特別抽繹左右之辨為主題，是因為這些現象看似平淡無奇，甚或使人習焉不察，然而以其出現頻率之高，意義之飄忽難明，在我們研究古禮乃至研讀古籍時就成為無可迴避的問題。釐清左右之辨，不只要從事物的表象上整理出古人的行為法則，還要在現象背後尋繹更深一層的理念和思維。本文期望從生活的各有關面向，揭示出足量的、齊整的左右之辨，進而詮釋其規律及意涵。綜合古人生活上的各種實際情形，看看他們怎麼去安排左右，看看生理的、心理的、外界環境的各類因素，是如何交錯影響，如何建構文化。 本文所謂的古禮，上起先秦，下迄兩漢，是以漢民族凝聚摶成的中土文化為討論核心，採取較寬泛的義界，包含鐘鳴鼎食之家的禮及尋常百姓之家的俗，亦即包括貴族階層的典章禮儀制度，以及平民社會的風俗人情習慣，以便較全面地掌握古代的人文活動。

《礼制下移与唐宋社会变迁》力图从官方礼制体系的完善、庶民礼仪的修订、州县地方的礼仪规定和实际推行、礼法合流的影响、地方官的礼仪教化实践等几个方面，全面分析和论述唐宋时代官方礼制的“下移”趋向及其影响，探究唐宋社会变迁的趋势特征及其内涵意义。 唐宋时期，官方礼制渐趋下移至地方社会、普通百姓的生活中间，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皆有空前的提升。随着官方礼制的下移，地方社会风俗移易，士庶百姓开始被纳入礼法约束的范围之内，逐步实现了地方与中央、个人与国家在观念和行为两方面的渐趋一致，而此反映出来的深层次问题则是，朝廷的控制力正扩展到社会的每一个层面，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在不断提高。

本书主要讨论清代中叶礼学思想的兴起。首先介绍以礼代理思想，再次说明嘉道间崇礼思想之蔚起，并分析此一崇礼思想与当时理学界产生之争辩，最后讨论礼学思想之社会实践，以证明清学在思想与经世间的联系性。

礼乐传统是中华文明的命脉所系。《礼记•昏义》中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此礼之大体也。”婚礼为人伦之始，决定着一个家庭的基本结构和过日子的走向；丧礼为教化之重，关系着每个家庭的人情厚薄。在民间，红白喜事也被当作最重要的人生礼仪。如何在现代语境下安排婚丧之礼，小而言之，关系到如何安顿每个中国人的生活理想；大而言之，关系到中华文明在现代世界文明体系中所处的位置。 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丧祭与文明”研究中心在2011年6月份，于北京十三陵和昆明长松园召开了题为“婚与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学术研讨会，邀请来自哲学、宗教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等学科的学者，共同讨论婚丧问题的文化意义。我们从这次会议发表的论文选出一部分，结集出版，希望能够推动相关领域进一步的学术研究，也希望能够深化全社会对相关问题的思想，既不要停留在盲目浮泛的教条观念上，也不要徒然地陷入无谓的口舌之争。

中國向來以「禮儀之邦」自居，聖人亦以「禮教」作為治平天下之重要手段。縱使中古的公私禮書都已漸趨成熟，但其行用效力卻僅止於政治權力的擁有者，始終無法真正普及庶人。安史亂後國家社會的巨大變動，讓公私禮儀文本出現重大變化：國家禮典因皇權的深入，使其教化功能漸失聖人禮教之原意；私禮文本則在科舉士人提升家族教養之考量下，而競相投入編撰，其中尤以朱熹《家禮》為代表，元、明即將之納入國家禮教規範。透過禮典與家禮之行用，「禮下庶人」的理想在形式上已經達成。此歷史發展的推動力量，正是儒士與君主之治國理想──「制禮以教天下」。本書即在勾勒公私禮書在唐、宋發展的樣貌，及其轉變之歷史脈絡與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