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所谓道，非《新理学》中所谓道。此书所谓道，乃讲《新理学》中所谓道者。《新理学》所谓道，即是哲学。此书讲《新理学》所谓道，所以此书非哲学的书，而乃讲哲学的书。此书之作，盖欲述中国哲学主流之进展，批评其得失，以见新理学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所以先论旧学，后标新统。异同之故明，斯继开之迹显。庶几世人可知新理学之称为新，非徒然也。 近年以来，对于旧学，时有新解，亦藉此书，传之当世。故此书非惟为《新理学》之羽翼，亦旧作《中国哲学史》之补编也。书凡十章，新统居一，敝帚自珍，或贻讥焉。然孔子曰：文王即没，文不在兹乎！孟子曰：圣人复起，必从吾言。其自信若是，即老氏之徒，濡弱谦下，亦曰：知我者希，则我者贵。亦何其高自期许耶？盖学问之道，各崇所见。当仁不让，理固然也。写此书时，与沈公武有鼎先生，时相讨论。又承汤锡予用彤先生，贺自昭麟先生，先阅原稿，有所指正。

《新知言》:“冯友兰作品精选”收入作者大部分重要论著，由三联书店分两辑出版。先行付梓的第一辑七种是：《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以上六种即“贞元六书”）和《南渡集》；这几部书写于1938年到1946年间。此次是首次以单行本形式刊行。 《新知言》为该精选作品中的其中一部。

自中日战起，随学校南来，在南岳写成《新理学》一书。此书序中有云：“此书虽‘不着实际’，而当前有许多实际问题，其解决与此书所论，不无关系。”此书成后，事变益亟，因另写一书、以讨论当前许多实际问题，名曰《新事论》。事者对理而言，论者对学而言。讲理者谓之理学，说事者谓之事论。对《新理学》而言，故曰《新事论》。为标明此书宗旨，故又名日《中国到自由之路》。二十七年为北京大学成立四十周年， 同学诸子，谋出刊物，以为纪念。此书所追论清末民初时代之思想，多与北大有关系者。

“冯友兰作品精选”收入作者大部分重要论著，由我店分两辑出版。先行付梓的第一辑七种是：《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以上六种即“贞元六书”）和《南渡集》；这几部书写于1938年到1946年间，其中《南渡集》结集于1946年，当时拟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而未果，1959年4月曾收入《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资料》第三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次是首次以单行本形式刊行。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县人。曾就学于北京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28年起，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兼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会议主席等职。20世纪30年代初，他完成了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该书多次重印，为国内外学习中国哲学的标准教科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大学经长沙迁至昆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冯友兰任西南联大哲学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并于颠沛流离之中完成了“贞元六书”，创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他受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之邀赴美讲学，在此期间用英文著有《中国哲学简史》，该书的语言风格及思想涵蕴别具风采，深受外国读者欢迎，先后有法、意、日、韩等12种语言的译本出版。1949年后，冯友兰辞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和校务委员会主席之职。1952年院系调整后转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经历了多年的风雨曲折，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又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 20世纪40年代的“贞元六书”构成了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在抗战时期，中华民族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民族危机，而冯友兰在撰写六书时，怀抱了抗日战争必定胜利的信念，坚信中华民族一定能战胜困难复兴起来。他把当时的情形称为“贞下起元”，把这六部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又称“贞元六书”。所谓“贞下起元”就是冬尽春来，表示最大的困难正在渡过，新的发展即将到来。“贞元之际”的提法充分显示出冯友兰以哲学创作的方式自觉参加民族复兴大业的努力。 1949年以后，冯友兰的“贞下起元”这一信念发展为“旧邦新命”的提法。“贞下起元”着重于民族生命一阳来复的转折点，强调了对民族生命的信心，有强烈的现实意味；“旧邦新命”则脱胎于“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充满了通观古今的历史感。1980年，《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出版，他在自序里说：“解放以后，我时常想，在世界上中国是文明古国之一，其他古国现在大部分都衰微了，中国还继续存在。不但继续存在，而且还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是古而又新的国家。《诗经》上有句诗说，‘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我要把这个特点发扬起来。”

《新理学》作者冯友兰字芝生，河南省唐河县人。北京大学毕业后赴美，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一九二八至一九五二年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一九五二年起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贞元六书者，即“贞元之际所著书”，是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和新知言六种书的合称。贞元之际者，即贞下起元之际，指著书于抗战时期，适此贞元，当是民族复兴的契机。六书缘起有云：“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 那个时代的士人，学术上打通中西，根柢深厚，真气弥满，自有独特的人格魅力，生逢家国危亡之际，怀抱学术使命感，发愤著述，探求学之大道，“阐旧邦以辅新命”，这种价值取向，其精神意义当更在学术意义之上，贞元六书即是其中之代表，他如熊十力著《新唯识论》、金岳霖著《论道》，亦应作如是观。 钱宾四所谓“如草间孱兔，藏首草际”，“余书亦余藏头之茂草”，钱钟书所谓“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麓藏阁置，以待贞元”，皆有其深意在焉，以此上溯“井中奇书”所南心史、李卓吾焚书、王船山遗书，下索六卷无名书、顾准文稿、张中晓随笔，其理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