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十字架》记述了在第三帝国时期，作为当时德国最重要机构之一的官方教会及其教会领袖是如何与纳粹帝国、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流合污的。德国的教会为了自我保护不惜放弃信仰原则而对纳粹妥协，最终导致了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变成了象征着罪恶的纳粹图腾万字饰。作者从纳粹这段历史入手，分析了当时整个社会的心智状态，向读者揭示了纳粹所造成的悲剧更深的精神、思想层面的原因。那就是国家至上的思维以及教会的盲目顺从、反动政治势力与教会的邪恶联盟，这在纳粹帝国得到了极端的体现，而且受到了教会的欢迎和支持。对此，作者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从对纳粹时代的研究中汲取了不少对当今社会有益的教训。

内容简介： 《我们忏悔》由秦晖、吴思等担任编委会成员，王克明、宋小明主编，精细选编了30多篇“文化大革命”亲历者、参与者的回忆和忏悔文章组成本书。这些“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参与者，通过个体性的记忆回顾，呈现当时的历史环境，直面曾经的罪错，向那些被伤害的人们低头致歉。 巴金曾说：“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这些“文革”的参与者、亲历者选择在垂暮之年站出来直面曾经的罪错，值得致敬。 2013年，开启了一场“将道歉公之于众”的个体忏悔接力；2014年，《我们忏悔》出版就是这场接力的继续。” ------------------------------------------------ 作者心声： 再不道歉就迟了…… 那时，我们迷信“语录”，崇拜教条；我们扫除“四旧”，轻侮人权；我们焚毁书籍，蔑视知识；我们破坏文物，亵渎文明。一个个“敌人”被打倒，编成了我们的光荣花环；一次次谎言和暴力，铺就了我们的革命途径。 父母悲恸于我们的划清界限，老师叹息于我们的揭发伤害，亲友伤惋于我们的回避疏远，同学强忍于我们的咄咄逼人！师长、父老被侮辱被损害时，我们没想过应该挺身保护；优秀文化被指为“封资修”时，我们没思考也不去怀疑。抄家虐待“走资派”时，揪斗侮辱“反革命”时，我们可能还去欣赏暴力；你方唱罢我登场时，反认他乡是故乡时，我们很少能去质疑荒唐…… 今天，我们“脱下面具，掏出良心”，我们要对曾被伤害的人们大声地说： 对不起！我们应该道歉，必须忏悔。 ------------------------------------------------------------ 编辑推荐： 1.“文革”参与者首次袒露心声，直面曾经的罪错，触碰一代人最痛的记忆；复归失落的人性，还原最真实的国家历史； 2. 超越“左右之争”，共同面对民族悲剧，52位知识精英倾力襄助，历时5年倾力打造； 3. 一场文革个人忏悔的接力——2014年“最具影响力的公共事件”，《南方周末》、凤凰卫视等几十家权威媒体跟踪报道。 ---------------------------------------------------------------- 评论： 不会忏悔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忏悔是忏悔者的自我救赎，是摆脱恶对自己良心的折磨。基督徒认为忏悔可以得到上帝的宽恕，可以拯救自己的灵魂，非基督徒也要讲“天地良心”，同样有求得上苍（天理）宽恕，拯救自己良心的需要。所以忏悔不应该只是某种“文化”的特有现象，而应该是一种普世的人文精神。 但也正因为忏悔属于自我救赎，所以通常无法要求于他人。要求他人忏悔是一种不能滥用的道德压力。之所以不能滥用，第一是因为要求者自己是否具有提出这种要求的道德优势值得怀疑，如果没有，这种要求就流于虚伪；第二更重要的，是在真相不清的情况下就基于泛道德的理由要求人人忏悔，实际上反而可能会开脱真正作恶者的责任。 例如，德国战后对纳粹罪行真相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对主要战犯进行了正义的审判，在这样的基础上德国人再进行全民族的自我忏悔，就的确体现了一种深刻的反省，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精神上的新生。但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在不追究战犯也不揭露真相的情况下要求一般德国民众人人忏悔，在“人人都是罪人”这种貌似深刻的状态下真正希特勒式的罪犯就可能逃脱正义的审判。我国目前关于“文革”的忏悔就具有这样的局限，不彻底揭开“文革”的真相，不追究“文革”的真正罪魁（“四人帮”虽有罪责，却谁都知道其并非真正罪魁），所谓“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说法就有混淆视听之嫌，也无法达到真正的忏悔。也正因为这样，南非的图图大主教才提出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办法，即先有真相，再有忏悔，然后就有了真正的原谅、宽恕与和解。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对自己的罪错要真心忏悔，而对于他人的罪错，乃至一般意义上的罪错，我们首先应该要求真相。 ——秦晖 在极权体制下，我曾“忏悔”作为知识分子的“原罪”，接受了“改造”，扭曲并失去了自己：这是我终身难忘的教训。以后在反思和批判极权、后极权体制时，我又如鲁迅当年发现“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那样，发现自己和极权、后极权体制的纠缠。要批判、否定极权、后极权体制，就得批判和清理自己。从另一面看，我的“忏悔”其锋芒是首先指向极权、后极权体制的，是从更深的层面揭示其罪恶的。 因此，在极权体制依然存在，其罪恶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应该对历史的错误和罪恶负责的利益集团连基本的历史事实都否定的情况下，我并不赞成“全民忏悔”，那会混淆历史的责任。而且我认为，那样一段全民都参与的残酷的历史，普通的老百姓希望像一场噩梦一样将它彻底忘却，从记忆中驱除，是人之常情，是有其合理性的。因此，我更愿意将自己的“忏悔”个人化：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是我内在生命的需要，我愿意承担其中的痛苦；但绝不以此要求别人，绝不将自己的“忏悔”道德化。 ——钱理群 人类文明和生物进化都遵循这个公式：试探——或成或败——成则进，败则退，然后再试。文明成败，相当于物种兴亡。我们的总结和忏悔，乃是文明进化和个人进步的必要条件。缺乏这种能力的物种和文明及其个体，无法顺利转轨，一旦走错就会一错到底，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因此，无论对人对己，忏悔都是有利可图的美德，成本很低的美德，而且是进化史上很高级的美德。反过来也可以说，美德就是对人对己对文明对物种都大有好处的品质。 ——吴思 忏悔不是患得患失的后悔，它发自内心，基于良心良知良能。可是数十年来，无论高层提倡、社会示范和教育灌输都与此相悖。我们立足于斗，张扬悲情，从不自省，仿佛全世界都欠我们的。中华民族步履艰难，直至现今的全民族的道德滑坡都与此有关。 ——王学泰 如实地回忆以往的过错，并加以认真的检讨和诚恳的反思，是良知的体现。知耻近乎勇。国家建立这样的机制之前，先行一步的公民值得敬佩。 ——丁东 忏悔，是对自身的过错、罪孽以及人类的悖谬行为承担一份精神责任。这种精神责任应该由人类自己承担，而不应该推给神灵。人人都应该有忏悔意识。 ——摩罗

《1984》是奥威尔的传世之作，是世界文坛中著名的反乌托邦和反极权的政治讽喻小说。小说创作于1948年，作者将48倒置过来为84作为书名。本书讲述一个实行高度集权统治，以改变历史、改变语言、打破家庭等极端手段钳制人们的思想和本能，以具有监视与监听功能的“电幕”控制人们的 行为，以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和对国内外敌人的仇恨来维持社会运转假想的社会，通过对这个社会中一个普通人温斯顿·史密斯的生活，投射出了现实生活中极权主义的本质。每个经历或熟知这类历史事件的人，在看过《1984》后都会产生某种触目惊心的契合感。它犹如如一个鲜明的标签，它警醒着世人，莫让这种预言中的黑暗成为现实。

【内容简介】 教育是一个美好的字眼，是人类一种饮食一样自然的需要。教育是为了让人明白道理，不是为了让统治者能更方便、更随心所欲地统治他们。 现代的国民教育，当它是民主的公民教育时，可以帮助人民变得更智慧，更有自我治理的能力；当它是专制统治的臣民教育或党民教育时，却使人民变得愚昧、顺从，既没有自我治理的能力，也没有自我实现的意愿。我们关注国民教育，期待的是第一种，警惕的是第二种。 本书关注三种与国民教育有关的基本“政体原型”：古典共和、现代民主共和、现代专制或极权。我所关心的基本问题是，民主与专制的政体区别，如何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国民教育。 ——徐贲 【编辑推荐】 1、徐贲先生客居美国，却以最大的热诚担当起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他的兼具思想性和时事评述性的评论文章以极大的频率出现在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严肃、深度公共媒体上，他的写作常围绕公民社会建设、公共生活、国民教育、公共文化记忆等领域，深入分析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 2、本书立足于文化批评，关照当下中国公共领域最重要的话题之一：教育、政体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徐贲以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人文素养，分门别类呈现了从斯巴达国家主义教育开始的古今中外各种教育体制，堪称一本关于教育体制的微型简史，也是徐贲先生多年来唯一一本系统性的理论著述。 3、此书延续了作者以知识分子身份介入公共生活的言说方式，在历史考证的基础上，他对与国家命运与公民生活切实相关的教育进行了通古贯今的审视和思考，提出并回答了“政体与教育的关系”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的问题，严肃审视和思考了当下文化生态，为公共议题给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答案。 【媒体及学者推荐】 在当代汉语学者中，徐先生是我最敬重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他具有强大的理论阐释能力和深入的现实洞察力，他虽然是美籍华人，但他对祖国命运的关怀远超过国内许多学者。 ——傅国涌，独立学者、撰稿人 政治不是道德清谈。政治是正义和伦理原则碰到现实问题的灰色地带。知识分子介入政治，他们的责任就是在道德完美主义和功利政治之外，帮助并不完美的公共生活寻找自由与理性的支点。有人说，民主就像是渡人的木筏，看似简陋的木筏虽然总很湿漉，但却可以让人安全地落脚，没有沉船的危险。民主的政治也是如此。只有那些不怕湿了脚的知识分子，才能上得民主政治的木筏。 徐贲人在国外，熟悉国际上前尚学术思想成果，同时拥有最为恰当的对于中国问题的现实感。他绵密晓畅的行文，是运用知识和理性把问题讲清楚的典范。他的这本书正是我们目前最需要的。 ——崔卫平，人文学者、评论和随笔写作者 徐贲教授的著作，一秉他多年著述的风格和情怀，将研究目光投到全球化进程中凸显出的问题上，强调肯定群体尊严的价值，是全球化进程不能绕开的真问题。 ——刘苏里，万圣书园创始人,学者型书人、中国当代图书市场的民间观察者 （他）是一个很难用学科来界定的学者，是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也是社会学的、法学的。激情与理性的奇妙的混合，可以称之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学者写作。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虽然热闹非凡，但是其中真正具有真知灼见、切中中国本土现实的并不多见，许多文化批评或者食洋不化，或者有意回避中国的切实问题。徐贲先生既有深厚的西方学术修养，又能够直面中国的真实问题，故其文化批评常常能够借助西方的理论对中国的现实问题得出令人警醒的诊断，显示出尖锐的批判锋芒和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 ——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Generally regarded as the definitive work on totalitarianism, this book i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any study of twentieth-century political movements. Arendt was one of the first to recognize that Nazi Germany and the Soviet Union were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rather than opposing philosophies of Right and Left. “With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Hannah Arendt emerges as the most original and profound-therefore the most valuable-political theoretician of our times” (New Leader).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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