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聚焦于“外国公使觐见礼”，分析清代宾礼体制的原型、变体及其思想体系，进而探讨“天下秩序”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关联。考察“外国公使觐见礼”的制订过程後，可知从“宾礼”到“礼宾”的改变，并非一蹴而成的。清政府面对外来刺激时，自有其内部转换的机制，不只有外在形式上的变革，更有内在观念的调整，故清政府提出“客礼”概念，作为中礼与西礼的过渡礼仪，也是“天下秩序”与“国际法”的思想衔接。但当“客礼”无法再解释公使请觐，“宾礼体制”宣告结束，“天下秩序”也不再是清政府对外关系的中心思想。

“西郊”與“南郊”指的是兩種不同的國家祭典，分別代表了兩個關係既密切、卻又頗有一點距離的文化體系──“西郊”是拓跋人的祭祀大典，代表北亞草原游牧文化的一支，“南郊”則是兩千年來漢族王朝國家祭典的核心，同樣也是祭天的儀式。 在北魏史的研究領域裡，孝文帝的遷都與漢化，無疑是個聚光的焦點，特別為中國史家所津津樂道。孝文帝的致力漢化，當然是個無可爭議的史實，只是，史家在研究這個主題時，多半強調拓跋人“漢人”的必然性與正確性，有意無意間似乎忽略了當孝文帝開始推動其漢化政策，尤其是遷都不過三十載之後，北疆即爆發了“六鎮之亂”（A.D.523），北魏帝國的喪鐘自此響起。從某個角度來看，孝文帝熱烈推動的遷都與漢化運動，反而間接導致了帝國的土崩瓦解，為何如此？本書就是對這一個問題的解答。

明初礼俗改革是中国近世文化史上影响深远的重要事件，然而由于《明史》等清修史籍对相关内容的隐没和淡化，明初这一重要的文化和社会变革，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朱明政权起源于被正统士大夫视为叛逆、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红巾武装；在元季士人普遍固执“君臣大义”而不讲“华夷之辨”的思想背景下，如何论证政权合法性、争取士大夫的认同和支持，成为明代开国之初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在古代中国，儒家意识形态是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来源，这就促使明初当政者不得不依照儒家的政治理想，通过文化重建来努力塑造自身的正统形象。洪武时期的礼俗改革，便是在这种特殊的政治和思想背景下展开的。 从衣冠服饰、婚嫁丧祭，到日常生活中的礼仪细节，明初礼俗改革涉及的范围甚为广泛。其所关注和针对的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类。一是遵照儒家政治理念，对元代因“宽纵”而造成的各种失序现象进行严厉清整，建立符合儒家理想的社会秩序。其次是以“用夏变夷”为旗号，对元代社会生活中弥漫的“胡风”进行清整，恢复汉族的文化传统。当政者试图用重新划分“胡汉”文化界限的方式，唤醒士大夫淡漠已久的族群意识，建立他们对明政权的认同。这些措施使得元明易代在文化上，显示出明显的“夷夏”变革色彩。 明初进行的礼俗改革，通过与儒家意识形态的呼应，成功地树立起明政权作为“华夏正统”的形象。在这一过程中，精英思想与国家权力密切配合，大大加速了宋代以来儒学（理学）思想制度化、常识化和风俗化的历史进程。洪武礼俗改革不仅塑造了明代前期社会生活的基本面貌，而且其所恢复和构建起来的基本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还奠定了有明一代社会文化的基调和底色，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中国古代礼仪文明》内容简介：我们的前人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灿烂文化，春秋战国的诸子哲学，韩柳欧苏的大块文章，明清之际人生画卷，无不表现了对社会国家的情情，对宇宙世界的期待。千古风流人物的搏斗，相互辉映、激荡交融，造成了光华灿烂的中国，博大久远的中华民族传统，这套文库力求以历史的高度，把悠久而灿烂的中华文化放到整个人类文明的背景中审视，向您展示五千年文化的各个方面。

本书共分三篇，分别为上篇「礼观念的演变与儒教国家的成立」、中篇「政治制序与经典诠释」及下篇「礼制与『东亚世界』的政治制序」。上篇主要论述先秦至《大唐开元礼》中，各时代「礼」观念的转变及其意涵，中篇主要论述中国中古时期至隋朝间，各时代对「国家」、「君臣关系」、「罪」、「政治」、「文化」等观念的形成及其所构成的经典诠释，下篇则着重於中国、日本等，关於「东亚」世界的再省思。

《服周之冕: 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围绕《周礼》六冕制度及其对历代冕制的影响，探讨了服饰礼制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六冕并非真实的周朝原生礼制，而是《周礼》的建构，反映的是周朝政权与神权的分配，具有“君臣通用”特点。随汉廷尊儒，中国制度史上出现了“古礼复兴运动”，其间古冕被重新采用。王朝在宗经、复古思潮促动下，重新采用占冕；同时从尊君、实用出发，立足现行品位结构而调整古冕等级。经学家对古冕的不同阐释，也引起了诸多纷争。理性化、世俗化倾向，最终导致了“服周之冕”的低落。《周礼》六冕的漫长兴衰变异，折射出了服饰与权力、学术与政治在传统中国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