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新序 \ 001 中文版原序 \ 015
致谢 \ 001 第五版序言 \ 002
第四版序言 \ 008 第三版序言 \ 016 第二版序言 \ 021 第一版序言 \ 025
Section 1 商业周期理论
早期研究商业周期的理论家将眼光聚集在危机和萧条上，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
正是这些词汇困扰着经济学家，使他们极度难堪，这让他们简直就像一个经济学
的门外汉，这些词汇正是亟待我们去解释的。
如果繁荣持续的时间越长，错误投资带来的浪费也越多，那么必要的萧条进行调
整的时间也越长，而萧条的程度也越剧烈。
第 一 章 商业周期的纯粹理论 \ 002
商业周期与商业波动 \ 003
问题：一连串的错误 \ 007
解释：经济繁荣与萧条 \ 009
萧条的次要特征：通货紧缩引起的信贷收缩 \ 014
政府应对萧条的政策：自由放任 \ 019
阻止萧条 \ 023
奥地利学派理论有关商业周期的诸问题 \ 029
第 二 章 凯恩斯主义者对米塞斯商业同期理论的批判 \ 036
流动性“陷阱” \ 038
工资率和失业 \ 041
第 三 章 对萧条的其他解释：一种评论 \ 052
普遍的生产过剩 \ 053
消费不足 \ 054
加速原则 \ 057
“投资机会”的缺乏 \ 065
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 \ 069
性质信贷说 \ 072
过分乐观和过分悲观 \ 077
Section 2 通货膨胀下的繁荣：1921-1929
对于经济研究起了不良的影响。我们已经设法说明对于经济学来说，这是一种完
全错误的方法，理论只能在先验的理论基础上被证实或证伪。经验事实可以在基
本定理的层面上进入到理论中，它与今天经济学家经常使用的历史统计学的“事
实”是无关的。
第 四 章 导致通货膨胀的因素 \ 080
货币供给的定义 \ 082
货币供给的膨胀：1921—1929 \ 086
通货膨胀的产生 Ⅰ ：准备金标准 \ 090
通货膨胀的产生 Ⅱ ：准备金总量 \ 095
国库通货 \ 111
贴现票据 \ 112
买入票据——承兑汇票 \ 121
美国政府证券 \ 128
第 五 章 通货膨胀的进程 \ 132
对国外信贷 \ 133
帮助英国 \ 138
危机到来 \ 155
第 六 章 通货膨胀的理论思考：经济学家和平抑物价的诱惑 \ 164
大萧条 \ 179
1929—1933 年 \ 179
Section 3 大萧条：1929—1933 年
经过漫长的时间，我们终于明白；大萧条的错误并不在于自由市场经济身上，而
应该归咎于政客、官僚和那些“先进”的经济学家。而且，对过去或将来发生的
任何一次萧条来说，情况都会是这样。
第 七 章 萧条的序幕：胡佛和自由放任主义 \ 180
胡佛干预主义的发展：失业问题 \ 183
胡佛干预主义的发展：劳工关系 \ 194
第 八 章 萧条开始：胡佛的措施 \ 203
白宫会议 \ 204
扩张信贷 \ 208
公共建设 \ 211
新政的农业计划 \ 211
第 九 章 1930 年 \ 232
呼吁进行公共建设 \ 243
政府带来的财政负担 \ 247
第 十 章 1931，悲剧性的一年 \ 251
美国的货币情况 \ 254
政府造成的财政负担 \ 257
公共建设和工资率 \ 258
维持工资率 \ 261
移民限制 \ 264
自愿救济 \ 265
胡佛在1931 年第四季度 \ 266
商界中集体主义思想的传播 \ 271
第十一章 1932 年的胡佛新政 \ 280
税收的增加 \ 281
政府支出与经济 \ 283
公共建设的提议 \ 287
RFC \ 291
政府救济 \ 296
通货膨胀计划 \ 297
通货膨胀的呼声 \ 304
胡佛先生向股市宣战 \ 312
住宅贷款银行系统 \ 314
破产法 \ 314
反对移民 \ 316
第十二章 胡佛任期的结束 \ 317
对财产权的侵犯：最后的通货危机 \ 320
萧条期间的工资、工时和就业 \ 326
总结：胡佛带给我们的教训 \ 332
附录 政府和国民产值：1929—1932 年 \ 334
译后记 \ 343
序言
理解商业周期
理查德﹒M﹒埃贝林
当穆雷·N. 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最初于1963年出版时，当时西方的经济学界依然被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革命牢牢占据。
相反，罗斯巴德却把“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运用到货币和商业周期上，以解释大萧条的原因，并分析了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应对萧条而采取的政策，实际上，这些政策极具误导性，适得其反，它们加剧并延长了衰退。
对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大多数的经济学家来说，罗斯巴德的“奥地利学派”范式似乎同人们普遍接受的教科书并不合拍，宏观经济学方法把总产出和就业看成一个整体，并聚焦于有关其经济变化和波动的“总量”分析。同时，人们普遍相信政府可以通过使用一系列货币和财政政策工具，轻易保持经济的全面增长和稳定。
米塞斯、哈耶克和奥地利学派的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
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早期和中期，奥地利学派关于大萧条的解释代表了理论和政策讨论的前沿。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先是在他的著作《货币和信用理论》（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1912年第一版，1924年第二版），后来又在他的专著《货币稳定和周期性政策》（Monetary Stabilization and Cyclical Policy，1928）中发展了“奥地利学派”理论，并解释了通货膨胀和萧条的成因。
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对商业周期的研讨和争论中，这一理论为世界所知，并产生影响，还要特别归功于弗雷德里克﹒A. 哈耶克在其著作《物价与生产》（Prices and Production, 1932）、《货币理论和商业周期》（Monetary Theory and the Trade Cycle，1933）以及《利润、利息和投资》（Profits, Interest and Investment，1939）中提出的周期理论。哈耶克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都在伦敦经济学院任经济学教授，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并提出了他自己的“新经济学”，而那时人们认为哈耶克是这一“新经济学”的主要对手。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1949年出版了《人的行为》(Human Action)，在其中他重申并完善了奥地利商业周期理论，并试图回应20世纪30年代人们对这一理论的批评。但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很快在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有关总量和平均量的理论浪潮中淹没，这一浪潮使所有其他有关通货膨胀和萧条的思考都被抛弃。
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和奥地利经济学的复兴
这就是为什么要特别指出穆雷·N. 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的重要性：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代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奥地利货币理论传统的复兴。确实，在更早的1962年，罗斯巴德撰写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专著《人、经济和国家》（Man, Economy, and State），其中一章非常知名，他更广泛地重述了奥地利学派的资本和利息理论，并以清晰的笔法重申了奥地利学派的理论。
但是，在《美国大萧条》中，罗斯巴德总结了奥地利学派的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并将之同其他理论进行比较，这些理论有欧文﹒费雪提出的早期的货币数量论，凯恩斯的宏观理论，以及熊彼特有关市场创新的、由企业家精神推动的周期理论。
随后，罗斯巴德解释了美国的中央银行——美联储在20世纪20年代是如何通过控制货币和银行体系的信贷总量，并幻想这样会带来价格水平的稳定，从而造成了储蓄和投资的不平衡，他的行文干净利落，极具可读性。罗斯巴德继续解释了20世纪30年代胡佛政府的财政政策和干预性政策如何阻碍了必要的微观相对价格和工资的调整，以及资源和劳动的重新分配，这种调整和重新分配应该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恢复美国经济的平衡和稳定。
在这个过程中，罗斯巴德让20世纪60年代的现代读者认识到了30年代和40年代一批“遗失的”文献，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雷德里希﹒哈耶克的著作使这些文献完善起来，同时这些文献为罗斯巴德提供了分析框架，他从中可以展现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特别是，罗斯巴德高度重视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有关“货币和商业周期”的演讲（1932）、弗雷德里克﹒贝纳姆（Frederic Benham）的《英国的货币政策》（British Monetary Policy ）（1932），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的《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 1934），菲利普、麦克马纳斯和尼尔森（Phillips, McManus, and Nelson）的《银行业和商业周期》（Banking and the Business Cycle，1937），弗里茨﹒马赫鲁普（Fritz Machlup）的《股票市场、信用和资本形成》（The Stock Market, Credit, and Capital Formation ，1940）、本杰明﹒安德森（Benjamin Anderson）《经济学和公众福利》（Economics and the Public Welfare, 1946），罗斯巴德都在书中仔细参考了这些文献。
这些著作以及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其他许多研究都受到米塞斯和哈耶克分析方法的启发，任何人要是对有关大萧条的奥地利学派视角感兴趣，都应以这些著作为起点，显然罗斯巴德自己正是采用了这一视角对两次大战间的这一时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关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第一次会议是1974年6月在南罗亚尔顿举办的，这些会议对“奥地利”学派货币和商业周期传统的复兴产生了积极影响。[ 参见我的电子书《奥地利经济学与公共政策》（Austrian Economics and Public Policy，2016），]此后，受奥地利学派货币理论分析框架启发，并延续这一方法进行研究的文献逐渐多起来，这些文献试图说明21世纪，我们这个时代目前的货币和商业周期问题。[ 参见我的电子书《货币的集中计划和国家》（2015）有关奥地利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与凯恩斯和货币主义理论的比较，以及对新出现的一批以“奥地利”学派为方法的经济学家的介绍，这些经济学家给出给出了一个可以替代政府和中央银行的理论，这是一种有关货币和财政体系的竞争性、私营银行业理论。]
凯恩斯经济学的根本错误
凯恩斯认为，必须根据一系列宏观经济总量看待经济：对所有产出的总需求作为一个整体，所有资源要素和财货的总供给作为一个整体，以及在市场上买卖的财货、服务、资源的所有价格和工资的一般平均水平。
企业家按照通行的一般工资水平雇佣所有有兴趣并愿意工作的人，如果以此进行生产以获取利润，对生产产出的总需求是不足的，于是政府和中央银行的任务就是确保为经济体投入充足的货币以供消费。最终的产品和服务价格相较于一般工资水平将有所提高，这样商业又变得有利可图，可以雇佣未就业者直至重新实现完全就业。
从凯恩斯在他1936年出版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最初提出这个想法之后几十年的时间中，无论他的支持者，还是表面上他的批评者，都对它的部分论断和假说进行了修正和重述。但是经济学家使用一般宏观总量分析的框架和观点分析不充分就业问题时，依然聚焦于政府政策，并用产出水平和就业水平描述整个经济以及其中的变化。
宏观经济总量和平均数存在的问题
但是，实际上从整体上看并不存在什么总需求、总供给、总产出还有就业。这只是由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构建的统计产物，现实中这些并不存在：构成社会中经济体系的是对个别和独特商品和服务的多重需求和供给，这些商品和服务被制造出来在千差万别的不同市场上买卖。
消费者是具体而独特的，他们对不同类型帽子、写字、衬衫、眼镜、苹果以及书籍或电影有着不同的需求。没有人需求“产出”，没有人创造只是“就业”。当我们去市场，我们感性的是购买独特的商品和服务，这些东西能满足我们特定的、不同的需求。商人和企业家觉得雇佣具有特殊技能的具体的工人是有利可图的，他们可以有助于制造、生产、营销和销售特定的产品，这些产品才是个人消费者的兴趣所在。
相应地，每个个体和独特的商品和服务，它们在市场中都具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特定价格，这个市场是由个体需求者以及提供给他们商品的个体供给者相互交往而确立的。
把人们需要的商品带到市场会带来营利机会，也会引起对不同的资源和原材料、不同类型机器和装备的需求，以及需要不同类型的个体技术工人或者普通工人参与到生产过程中，这样才能生产出那些人们需要的产品。个体商人和生产要素的个体供应商之间相互作用，产生了购买、租用或者雇佣时的价格，也就是经济体系中不同市场上的多层次价格。
奥地利学派有关市场和货币过程的宏观经济分析
宏观经济学家以及与之合作的统计学家对所有这些不同的产品、就业以及特定的价格和工资进行加总、归纳和平均化处理，形成一系列衡量总体经济的总量数据。但是，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么做，所有市场中真实的经济关系，相对价格和工资构成的实际结构，以及由实际需求和供给组成的具有差异性的、且相互关联的多样化组合在宏观经济总量中隐没和消失了。
经济中稳定的生产和可持续的就业作为一个整体，显然需要在不同市场中进行买卖的各种不同商品和服务的供需之间中求得协调和平衡。与之相应，商人们在市场中的每个生产环节中，对资源、固定设备以及不同类型的劳动者的需求必须同这些要素的供给者取得相应的协调和平衡。
要达到这样的协调、平衡以及可持续的就业，就要通过调整价格和工资，适应市场上各种条件的变化，就要适应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供需的变动。换句话说，在供需之间以及与之相应的相对价格和工资结构中求得恰当的平衡和协调，就能确保充分就业，以及所获得的资源和资本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这样，出售商品的价格就可以支付企业家和商人合理的生产成本，根据这个价格企业家和商人就有意愿长期而持续地生产我们这些消费者需要的商品。
但是，当问题被简化为经济中的总需求和总供给、以及统计学上表征所有商品的平均价格水平和表征所有工人工资的平均工资水平，这几个宏观经济总量数据，所有这一切都消失了。宏观总量研究方法中更为根本的错误和误解在于，它不能评价和关注货币供应量变动的实际影响，而这种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必然导致价格、利润以及资源和劳动利用偏离一个较为合理的平衡，但是这种偏离是不可持续的，它会导致更严重的失业问题，尽管货币刺激意图解决这一问题。
“奥地利学派”理论为基础的微观动态过程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穆雷·N.罗斯巴德在这一分析框架中解释了美联储在20世纪20年代的货币政策是如何导致储蓄和投资之间以及劳动、资本和资源配置不当中存在的不平衡和扭曲现象，这些现象意味着1929年之前的经济“繁荣”导致了30年代早期的经济“衰退”和萧条。
但是罗斯巴德利用了最先由米塞斯和哈耶克阐述的观点，他提出美国政府无法使竞争性市场摆脱政府干预并充分发挥其机制，正是因此而组织和延缓了经济复苏，这种复苏应该更快出现，而不会出现20世纪30年代的高失业率和产出下降。
奥地利学派理论和2008-2009年的大衰退
让我们借助奥地利学派理论看一看2008-2009年，也就是最近这场经济衰退。
这场衰退源于美联储多年的货币管理不善，以及华盛顿采取出的具有误导性的干预主义政策。在2003年至2008年的五年间，联储向金融市场释放了巨量货币。这五年里，联储供应量（现金、经常账户、各种小面额存款和投资账户）上涨了40%。联储零期限（MZM）货币指标（加一系列货币市场基金减去定期存款）在这五年扩张了50%。
货币扩张和利率调控
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监测了货币扩张对名义和真实利率的影响。在这些年的大部分时间，主要市场利率在调整掉通货膨胀影响以后，要么为0要么为负值。2002年晚期到2005年末，在根据通货膨胀进行调整以后（通货膨胀由消费者价格指数确定），联邦基金利率（银行据此利率提供短期资金）和一年期国债收益在0与。
在2006年和2007年，这些指数变为正值，但是在2008年早期又变为负值。自此以后，除了2009年中短暂升为正值，这些指数一直保持在真实利率为负的区间，有时达到甚至。
被误导的房贷和补贴抵押
由于2003-2008年的联储货币政策，银行业体系向所有借款人任意提供贷款。为吸引公众贷款，这些银行不仅下调名义利率（也就是借贷成本），他们还降低了信誉标准。为了设法取得信贷数额，金融机构“创新”方式，把抵押贷款包装成可交易金融组合，并将之兜售给投资者。这似乎降低了这些住房次级贷款的风险，而实际上这些是住房市场上的高风险垃圾债券。由于新产生的联邦储备货币促使住房购买者不断推高房价，住房价格持续增长，人们也不再担心风险。
同时，像房利美和房地美这样的政府设立的住房保险机构为这些不断增加的高风险抵押提供担保，他们自己所依靠的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全部信誉和信用”。到2008-2009年联邦政府正式完全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他们为美国住房市场10万亿信贷中的一半提供了担保。
低利率和低信贷标准也推升了消费膨胀，这导致2003-2008年之间消费信贷上涨了25%。从20万亿上涨到25万亿美元。由于利率维持在低水平，人们没有动力为明天而储蓄，却极大地被激励获取信贷在今天进行消费。但是，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在这五年中，平均真实利率只上涨了最多2%。人们的债务负担集聚增加。
2008年，联储宽松货币和美国政府的信用卡抵押担保机构都遇到了巨大挫折，随后在2008-2009年市场暴跌。货币泛滥导致的低利率和信贷方式创新，导致资源的巨大误用和错配：太多人负担不起房贷；在后泡沫时期的氛围中，太多投资项目无法持续；经济衰退之下，人们的财富和收入大幅调整，太多的消费债务已经脱离了人们可以真正承受范围。
经济崩溃以后的货币扩张和利率调控
还是联储体系，它制造了过剩的货币，引起了认为泡沫，用甚至更多新造的货币造就货币泛滥。在2009至2016年之间，美国中央银行通过购买政府债券和巨额“有毒”抵押证券，等量增加其资产组合规模，扩大基础货币（现金和银行体系准备金）40万亿美元。这段时间，联储以和MZM衡量的货币供给相比于2008年都分别增加了85%，近乎使市场中人们所使用的货币供给量翻倍。
由于联储购买美国政府债券和抵押使用于信贷目的的准备金数量大幅上升了40亿美元，许多人预期和MZM会增长更多，不久，一般价格将出现更大幅度的膨胀。然而，以消费者价格指数衡量的一般价格从2008年到2016年只上涨了16%，平均每年上涨大约1.6%。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联储对银行体系货币调控所造成的新的扭曲。2008年以来，中央银行一直为银行支付利息，使其不进行贷款。在某种程度上，成员银行发现，相比于把所有准备金全都贷给潜在贷款人，他们的超额（未贷出）准备金的利率更具吸引力（给定风险、潜在贷款人的资信状况等），潜在营利能力更强。它们让20万亿这类准备金留在联储的账户上。
从绝对值上说，吸引银行保有大量超额准备金的实际利差可能很小。但是在拥有数亿或数十亿美元的银行看来，即便很小的利差也能带来丰厚的收益。
政府干预阻碍市场再平衡
美国经济和全体美国公民无法摆脱2008年开始的经济校正过程。房地产价格被推升得过高，必须回落到更为现实的水平；一些人恰恰无法负担这些他们在泡沫时期购买的住宅；要是一开始，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的低利率，还有房地美和房利美贷款担保项目没有让他们涉足房地产市场，他们也不会陷入这般惨淡的财务困境中。
得到扩张的企业必须大幅收缩，有些甚至要停业。工人们因为联储大量货币投向经济，获得了本应不可持续的工作，或者本来无法持久的工资，现在他们发现自己失业了。
尽管政客们做出承诺，并用凯恩斯式的妄想欺骗民众，万亿美元的联邦救助和“刺激”计划只是延长痛苦，延缓了真正的经济复苏。在2008年布什政府任期的最后几个月，通过政府强制购买银行股份，政府强行将资本注入银行体系，而这需要许多年时间才能最终扭转过来。
乔治﹒W﹒布什政府在执政的最后几年所做的，在贝拉克﹒奥巴马政府2009年执政时又一次被延续。奥巴马医保法案（美国人负担得起的医保法案，把政府健康保险和医疗保健资金覆盖到几乎每个美国人身上）是短暂的，它使人经受折磨，由于美国经济复苏成本和影响的不确定性增加，这一法案使经济复苏变得更加困难。
同时，政府对市场的管制扼杀了经济更快复苏的能力。2016年，有关联邦管理私营企业的记录有大约10万页行政命令、限制令和要求，相比于2008年布什政府后期只有大约80000页的联邦管理条例，这份记录大约多了20%。据估计，这要花费企业大约20万亿美元用于合规费用，以满足政府管理机构的要求；这比2016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0%还多。
政府干预拖累劳动市场
在奥巴马执政的大部分时期，另一个延缓经济复苏的因素是劳动市场参与率。2007年，可称为劳动力的人数，占劳动年龄人口的66.4%。2017年，劳动力参与率下降至劳动年龄人口的62.9%，大约下降了超过8%。这十年，美国劳动年龄人口增加10%，但是根据劳动统计局的数据，增加的劳动年龄人口中参与劳动人数只有4%。
这些理应存在的，且增加的劳动年龄人数都到哪去了呢，如果他们没有为了获得收入去工厂上班或者找到工作？奥巴马政府大幅降低了从社会保障局获得伤残救助的要求，获得救助无需考虑年龄。
达到这些较低申领要求并获得纳税人支付的伤残救助，从而不再去工作上班的人数从2006年的680万人上升为2016年的880万人，在美国各年龄段伤残救助接受者总数上升了30%。确实，社会保障伤残资助花费从2005年的900亿美元上升到2016年的超过1500万美元，增幅60%。
尽管2017年8月政府官方的失业率大约在4.3%的较低水平，年轻人的一般失业率为11.4%，非洲裔美国青年失业率在25.4%。此外，劳动统计局也估计了那些乐意接受全日制工作，但却从事部分时间工作的人，以及那些 “丧失志向的劳动者”，即他们希望能找到工作，但已经放弃尝试的；如果我们把这些加入到官方统计中，2017年美国失业率大约为8.9%。于是，我们很难看到什么成功的就业前景，特别是为了满足奥巴马健康法案要求，雇主被迫缴纳健康保险，于是因为限制工时，那些不能找到理想全日制工作的人只能从事部分时间工作。
政府支出和增加的国家债务
2008-2009年的衰退迟迟等不来更全面的复苏，因为各级政府——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税收大约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35%。换句话说，经济中每产生3美元有市场价值的产出，政府就要拿走1美元。从绝对数上说，2017年预计的190万亿美元GDP中，各级政府要拿走70万亿美元用于政府支出。
但是并不是所有政府支出来自于可获得的税收。借款，特别是联邦层面的借款，占据了大量比重。这已经大幅增加了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当乔治﹒W﹒布什在2001年进入白宫，美国联邦债务为50万亿美元。当他离开白宫时，在他执政时期这一债务翻倍至100万亿美元。在贝拉克﹒奥巴马执政在白宫执政的八年，国家债务又一次翻倍，在他2017年1月卸任时达到20万亿美元。年度预算赤字持续增加，由于分配“权益保障”计划，预计未来十年将继续增长，所以政府债务增长的趋势还不会改变。
毫无疑问，美国经济还需要十年时间才能有某种形式的适当复苏，尽管一个自由市场早应该复苏了，且能够更快地复苏。
市场经济是解决方案
市场体系是人类繁荣的伟大推动力。它带给产业和创新利益刺激，在过去半个世纪它在全球范围内养育了数亿人口，使他们摆脱贫困。在世界上，供需的竞争过程促使数万商业机构的生产活动与消费者的需求达成平衡。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种经济制度像开放和竞争性的自由市场那样带来如此巨大的物质和文化利益。但是如果对其运行加以干预，市场经济体系就无法发挥作用。繁重的税收，拙劣的管制，误导性的财政支出和货币体系的不当管理只会像绊脚石一样把事情弄糟。
2008-2009年衰退开始以后，美国联邦政府和联储能采取的最好政策是接受和承认他们过去的政策导致了人们正在经历的经济危机，随后让市场自己重回平衡，并重新确立可持续增长和就业的基础。
但是，当然这需要把现代干预主义福利国家的前提条件、假设和政治劫掠的局面扭转过来，还要改变与之相应的，以美联储为形式的中央银行计划的体系。这需要抛弃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观点，这些观点确实依旧盛行，并指导着全世界的所有政府，包括美国，他们无论处理什么事情，都会以这些观点为方针。
需要澄清的是，过去十年美国经济和世界其他地方所经历的不是一场“市场经济的危机”，不是什么真正自由市场的危机，而是管理和调控的经济管制体系的危机，这个体系充斥着命令和与之相应的腐败。哎，在迫近的或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不可能看到任何这样的政府承认自己的问题，并抛弃目前的做法。
但是，同时穆雷·N. 罗斯巴德对政府中央银行体系和误导性的干预政策如何导致和延长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给出的解释却富有洞见，并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现在这本书也有了中译本，它为世界上这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巨人提供了机会，以理解过度信赖政府力量以确保和维持经济增长和稳定将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
它也有助于理解竞争性市场制度是多么重要，即便在银行和金融领域也是如此，它会为社会中的所有人带来长期的经济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