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妨认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态度在根本上是从它对它的基本方法——“理性为自然立法”的信仰里面生长出来的。经济学家就是把“人”当成“数据”来处理，就是要用“统计规律”抹杀数据的“个性”，非如此不能归纳出经济学的任何原理来。但是世界进入“个性”以后，从前可以被理性“立”法的那些现象似乎越来越变得独立不羁和不合“规则”，在我看来，人类越是脱离纯粹的“衣食动物”的状态，人的“个性”就越要脱显出来，从而使“个性化”日益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现象。现代现象的特征问题是“主体间性”的消失与如何重建。理性不能再以立法者的态度出现在现象面前，因为“理性”与“现象”现在恰恰是“主体间性”对话的两端。直面现象于是成为“对话伦理”的一部分，我希望用“直面现象”来消解“逻辑-本体-神学“这一西方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把科学带回到“对话逻各斯”那里去。我当然明白我的这些努力是如何微不足道。千百年来，大海的力量就在于那逻辑地重复发生和消失的排浪。至于那浪尖的色彩斑斓的帆板，它们只是转瞬即逝的“现象”，总要归于永远的寂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