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罗特曾论断说，今日世界的众多智慧遗产都有其古希腊根源，我们因此有责任以“证据分析”的办法去估价这些遗产。一旦我们认同格罗特的这一看法，就能更好地认识到在希腊历史当中哪些东西是更值得研究的：希腊人如何从北方出现，并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那些伟大帝国发生联系？他们如何建立他们的邦国？他们如何度过铁器时代黎明期的那些危机？荷马和荷西俄德所知道的那些文明中心如何形成？在六和五世纪，希腊心灵如何创造新的政治、艺术、诗歌、哲学？这些都是我们更应当去研究的；我们也应当知道希腊人如何赋予他们的概念以普遍的有效性，并对西方和东方进行希腊化，以及在这一冲撞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如果确实存在一部此种意义上的希腊历史的话，那么雅典无疑是这部历史的中心。但是，如果我们的眼光能够越过古典希腊世界的边界，那么我们就同样应当完善我们对南部意大利的知识，因为正是在那里，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是交融一体，不可分解的；我们也应当了解叙利亚，因为基督教正是由此诞生；应当了解埃及，基督教正是在这里与希腊哲学合为一体。最终，我们更应当知道希腊究竟为新罗马、即君士坦丁堡的诞生贡献了什么，它又如何将其印记深深留在了从巴格达到托莱多的穆斯林文明身上。 此种意义上的希腊史研究面临众多困难，这些困难是非常独特的。众所周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无法帮助我们恰当而完整地了解希腊历史；经济史和社会史方面的资料则更欠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一个严肃的古希腊经济或社会史学者。马克思也没有正统地叙述过古代世界的奴隶制度，他在这方面的概括通常以19世纪美国南方种植园的经验为基础，这一点令人遗憾；而社会学的方法虽然灵活多变，却没有灵魂，它的优点和缺点同样众所周知。古朗热曾在1872年预言说，历史证据将由于派系目的的存在而越来越遭受扭曲；但可能不会有人想到，历史证据也会在毫无目的的情况下遭受扭曲，其原因仅仅是缺乏常识感；这一点是最最重要的。由此导致的糟糕结果就是：对希腊世界的研究越来越脱离希腊政治的轨道，在希腊哲学、艺术和文化的研究中，我们即使带着放大镜也找不到政治事件和政治制度的影子；在当今时代，几乎再没有人像布克哈特那样，在研究希腊文化和艺术之前，先研究希腊政治。 本书集合四个年轻人的可怜力量，试图为改变这一趋势有所贡献。据说席勒曾经打算过为腓特烈大帝撰写一部史诗性质的作品，我们无此打算，也赞同席勒早早就放弃了他的这一打算；和席勒一样，我们并不认为历史是“被囚禁的诗歌”、或者“被囚禁的预言”，因此我们更无意解放历史。没有人可以宣称复活古希腊，以政治为核心的希腊历史也往往是在政治危难期才一再得到人们的关注，比如17世纪末的英国、18世纪末的美国和法国；再比如普鲁士时代和魏玛时代。本书丝毫不承受这样的危难阴影，相反，本书的全部动力乃在于对“自由”的热爱。如果不能发现并回到希腊历史的“第一原则”，我们就无法毫无愧色地谈论古希腊；这“第一原则”，正如格罗特所说，就是：希腊历史对于自由心灵的形成至关重要，而这样的自由心灵将在检验证据方面表现出宗教般的坚定信念。因此，本书的作者从不为克里昂这样的人物而争吵，在这个问题上，本书的作者只是指出如下事实就足够了：格罗特把五世纪雅典的自由等同于绝对的自由，这是个绝对的错误，因为他忽视了贡斯当早在他之前许多年就已经指出的“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之间的重大不同。 格罗特是19世纪英国哲学激进派的重要成员，人们通常把这一学派同人口和税收问题、幸福和痛苦的均衡计算问题、以及自我利益问题联系起来，视之为缺乏优雅品味和高贵情趣；然而，恰恰也正是这一派中的著名人物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最完善地概括了希腊历史对于现代世界的意义所在：“马拉松之战，即使是作为英国历史中的事件，也比黑斯廷斯之战的意义重大得多。如果当时的战局有所不同，那么布立吞人和萨克逊人很可能今天仍在森林当中游荡。” 相信这段话也正道出了本书的全部动机和目的所在，同时也道出了命运是如何精心安排了四位年轻作者的道路，让他们如此偶然地相遇相知，让他们共同去猜想斯芬克斯的谜语以及他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