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第二编《人与物》中，我之所以从人口学和经济学两方面来描绘我国历史的基本框架，这是因为人口和经济是历史深层运动中最明显的和最易于把握的征兆……人口究竟有多少？物产怎样使人的生存繁衍成为可能？或者，它们以怎样迫使人向前迈进，脱离开这条或那条路线，放弃这种或那种既得阵地？安德烈·皮亚蒂埃称人口为“人力资源”，吉·波瓦2则过一步认为，人口是首要的“指示数据”，是“最少随意性的标准”。有鉴于此，本编前两章所要探讨的乃是人口问题，即“从史前时期到公元1000年期间的法国人口数量及其长周期波动”和“公元1000年以来的法国人口数量及其长周期演变”；第三章和第四章将着重论述经济问题，标题分别是“直至20世纪的农民经济——基础结构”与“直至20世纪的农民经济——上层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