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的校勘记，以单行小字夹于正文中间，辑补文字于字下加▲符号，删去之文字排小一号字，并加圆括弧以表明之，注释置于整理者所分各章之后。《华阳国志》是一部有影响的历史、地理着作，《四库全书》入史部载记类，近人则往往将其划入地方志中，并被誉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方志之一。 作者常璩（约公元二九一－三六一），东晋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人。自后汉迄晋世，常氏世代为官，为江原巨族。常璩少年时，得遍读先世遗书，颇负才名。氐人李氏在四川建立成汉政权以后，注意网罗旧家大族。李期、李寿之世，常璩任成汉史官，获读宫中图籍版档，曾撰《梁益二州地志》、《巴汉志》、《蜀志》、《南中志》等书多种。东晋永和三年（三四七），桓温伐蜀，璩与中书监王嘏等劝李势降晋。入晋后，因受歧视，不复汲汲仕进，乃怀愤裒削旧作，为《华阳国志》。 《华阳国志》十二卷，分为两大部分，前四卷《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为地理之部，所涉及的疆域，北起今陕甘南部，南到今滇南和滇西南边境，西起今川西地区，东至长江三峡地区。后九卷是对我国西南地区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记载，从远古蚕丛、鱼凫的传说时期起，至东晋咸康五年（三三九）止，其叙述的侧重点，则在公孙述、刘焉据蜀时期，三国蜀汉时期和氐李成汉统治时期。 此书体制完备，资料丰富，考证翔实，文笔富赡。草创始就，即倍受重视。范晔着《后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曾大量采取其文，后来崔鸿着《十六国春秋》、郦道元注《水经》、刘昭注《后汉志》，凡涉及西南史地者，亦无不尽量吸收《华阳国志》的成果。从《隋书.经籍志》开始，历代书志均加着录。任乃强先生认为“其开我国地方史志创造之局，有如《史记》之于我国史籍”，是有道理的。 《华阳国志》版本很多，北宋有元丰吕大防成都刻本，南宋有嘉泰李□邛州刻本，原本均已佚。明清而下，翻刻传抄者更多，今存之各种本子，有三十种。任乃强先生整理此书，以清廖寅题襟馆本为底本，校以现存所有版本（其中包括被任先生本人认为反映了元丰本面貌的何焯校本），参考大量有关典籍，进行校勘、标点、辑补、注释、附加论述及绘图。其校、点和补均反覆斟酌，极见功力。其注释、附论和插图，对书中所涉及的我国西南地区的地理沿革、历史事件、人物事迹、民族形成、经济发展、土风民俗、物产资源、着作学术等方面及古西南地区同内地的关系、古西南地区同印度的文化交流等等，作了详细的阐述，有不少独到的见解。由于任先生对西南地区的地理、历史十分谙熟，而又能运用文字、音韵、训诂的传统方法，其所考订，每能贯通历史文献、出土材料和实地情形，娓娓而谈，令人信服。在整理《华阳国志》的同时，任先生又综合各方面的材料，纠正了《汉书》及其颜注、《后汉书》及其李注、刘昭注、《三国志》及其裴注、《水经注》、《晋书》、《资治通鉴》及其胡注的若干谬误。这些工作，对于研究西南史地，探讨西南地区民族发展史和地区经济发展史等等，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应当说明的是，作先生之校勘，偶有未说明所据版本而仅依文理改动者，又其所辑补的文字，除诸书明引为《华阳国志》之原文以外，亦有以他书之有关段落词句以意补之者。这种做法，同一般遵循的辑校原则有不尽合处。好在校勘记中对校改、增补文字的来历及其校补理由均有说明，并有统一的标记与原文区别，读者仍可清楚地看到底本的面目。在注释中，亦有一些未提供足够证据而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推断成份，我们仍依原稿排印，读者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和作出判断。在出土文物不断增多，资料范围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对这些问题，将会进一步得出更具说服力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