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绝非迟暮的自辩，亦不作自首陈词。我并不打算以此为一生忏悔。确切地说，它是一番和解的尝试，并非与我身外的世界，而是与我自身和解。它不指望得到谅解，只在帮补理解。 两年半，我曾任希特勒的女秘书。由此不难想见，我的生活至今风波不断。1947到1948年，记忆尚鲜亮，我落笔写过与阿道夫·希特勒唇齿相依的日子。那年代里，“咱们全体”眼望前方，同行者遭清洗遭驱逐——运动出乎意料地成功。当年执笔理当不苟言笑，主调也罢，小插曲也罢，我都要牢牢握住，以免有一天，那些将来或许还有点用处的细节，会纷纷随风飘散或泯灭于遗忘的墓堆。 书中的讲述者，时而是少女容格，时而是老妪容格。少女容格，把对纳粹政权所谓内幕愈发浓烈的好奇心改写为回忆札记出版，企图借此为自己辩护，少女容格仿佛已经死了。老妪容格却再不想扮演道德信徒了，她不过希望还能更深一层反思，而非像当初的企图一般流于泛泛：君子之貌太容易媚惑人，所以透视永远必要。人该听从来自良知的声音。认罪与改悔其实无需预备太多勇气。世人总得一边缴着学费一边自我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