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中國的父系家族一方面藉由體制規範刻意壓低母親的地位；另一方面，「強迫」女性必須生育，將養育子嗣的工作交給母親，並藉由史傳稱揚塑造理想的母親形象，利用女性的母職為父系家族的傳承服務。然而當女性在擔任父系制度母職的過程中，藉由褓抱提攜、推燥居溼、訓誨教導等母職實踐，建立起母與子的親密互動及權力關係，母子情感亦往往回頭挑戰父系制度對母職的控制。 魏晉時期的母子關係，在母子情感與父系制度之間有著微妙複雜的交融與對抗。母親為家族生育、教養子嗣，不僅將父系文化的價值觀念灌輸在兒子身上，同時也將自己的生命實踐寄託於兒子的功成名就。繼承家主的孝子為母伸情、兒子躋登貴位或成就大業，亦往往「母以子貴」，抬高了母親被壓抑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鬆動了父系制度對母子關係的控制。但是父親在家內的至尊地位並未動搖，當父命母出或父命兒子出繼，母子關係往往斷絕難續；而且孝子經常還必須援引父命為自己的違禮舉動證成，因為禮法公論推崇父命的權威，父命依然主宰著母子關係。誰可為子？誰可為母？只有能夠在父系文化的價值中被承認的母子關係，其母子情感才能被接受並獲得認同。東晉于氏據禮（理）抗爭的例子，揭露女性自身的母職經驗對女性的特殊意義，並可能引發對父系制度的根本挑戰。于氏的失敗，凸顯了女性困境的結構性因素，超逸出父系制度的女性經驗，父權社會往往「無心」也沒有「能力」去理解。母子關係對父系制度的挑戰，只能是架構內的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