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丛书具有其特殊意义。那就是从晚明以来的天主教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中外关系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可以笼统地说，晚明以来到达中国的西洋人主要有三种：一是传教士，二是商人，三是外交官。但从晚明到清代中期，能深入内地，能深入宫廷与民众之中的人只有传教，甚至在乾隆年间严禁传教的情况下，依然有许多传教士秘密进入内地。而商人历来只能活动于澳门与广州，有时再加上其他一些沿海港口，至于外交官则只有使团性质的短暂停留。晚清以后，商人与外交官的活动显著加强，但传教士来华的活动则更加公开也更加深入，其影响程度依然远在外交官与商人之上。 与此同时，传教士中的佼佼者或者知名度较高者，其主要功绩或在历史上的重要表现并不在传教的成绩方面，而在于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特殊贡献，或在中外关系史方面所起的作用（这种作用有好有坏）。这套丛书具有其特殊意义。那就是从晚明以来的天主教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中外关系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可以笼统地说，晚明以来到达中国的西洋人主要有三种：一是传教士，二是商人，三是外交官。但从晚明到清代中期，能深入内地，能深入宫廷与民众之中的人只有传教，甚至在乾隆年间严禁传教的情况下，依然有许多传教士秘密进入内地。而商人历来只能活动于澳门与广州，有时再加上其他一些沿海港口，至于外交官则只有使团性质的短暂停留。晚清以后，商人与外交官的活动显著加强，但传教士来华的活动则更加公开也更加深入，其影响程度依然远在外交官与商人之上。 与此同时，传教士中的佼佼者或者知名度较高者，其主要功绩或在历史上的重要表现并不在传教的成绩方面，而在于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特殊贡献，或在中外关系史方面所起的作用（这种作用有好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