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行散记》和《湘西》可以同小说《边城》和《长河》互文理解，它们都是作者两次重返湘西所得。迥异于小说“牧歌氛围”“乐观超越”，散文饱含沉甸甸的责任意识——面对一种特殊的历史场域，追溯神性生命的始终，透过表层的血与泪，体验一份人生的庄严。统摄到作者巨大悲悯情感下的书写与反省，是将尖锐的民族问题与社会矛盾，融汇在人事的叙述中。《沅陵的人》、《沅水上游的几个县份》、《桃源与沅州》等反思“文明”与“堕落”的复合关系，《凤凰》、《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沉醉在爱的憧憬里流露出对爱的毁灭性的隐忧，《虎雏再遇记》、《箱子岩》感动于原始生命的力量同时也流露了原始生命活力无从改造与转移的忧惧感。由五四时期兴起的中国现代散文，至30年代，创作多以小品形式为主。收入《湘行散记》、《湘西》中的散文，既能各自独立成篇，又从总体上具有内在的整一性。这种散文长卷的独创，发展了散文艺术的表现形式，开拓了散文创作的意义空间。 《湘行书简》由一组信札集成，是《湘行散记》的母本。1934年，因母亲病危，沈从文匆匆赶回湘西。行前，他与夫人张兆和约定，每天给她写一封信，报告沿途所见所闻。这组书札，便是践履这一约定的产物。《湘行散记》便是根据这些书信积累的素材写成的。从《湘行书简》到《湘行散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材料到创作的极好范例。那些记录了他们彼此思念的文字是作者性格和情绪的真实写照。书简一方面拥有追求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散文作品所不具有的自由，可以由此洞悉作者当时的处境以及内心的矛盾苦闷；另一方面，在水火刀兵三灾六难中保存下来的书信，更是对历史以及作者所创作的小说、散文的一个有力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