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婚姻家庭生活》没用综合叙述的方法，只是给溥仪的五位妻子每人写了一篇传记，婉容、文绣是合法而有名份的皇后、皇妃，且同时入宫，生活内容交叉，所以才把她俩的传记放在一起。谭玉玲和李玉琴是溥仪在伪满当“康德皇帝”时期册封的伪贵人，我们虽然不能承认她俩在伪宫中的名份，却不能不把这两位女士看作是溥仪的妻子，所以就把她们的传记与溥仪特赦后恋爱结婚的妻子李淑贤的传记放在一起。这三位女士各自与溥仪的婚姻家庭生活不相交叉，却共同经历了溥仪生平中那一段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 　　我在1984年撰写并出版的那本《末代皇后和皇妃》，只是依据当时掌握的有限资料，初步勾描了溥仪的五位妻子的历史原型，尚无条件对她们的思想风貌、性情品格以及她们与时代和环境的关系，作深入的开掘与探讨，并给予适当的实事求是的评价，甚至未能剔除某些资料中的虚假成份。因此，我在写于1984年2月15日的该书初版前言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凡入篇的文字笔笔有据，这是无疑的。但请读者注意：我们的目的仅仅是根据客观资料描出历史原型，一般不用更多的笔墨评头品足，自以为当作文史资料尚可，谈到人物传记，只有将来条件成熟时，再另行撰写成篇了。” 　　现在，为溥仪的五位妻子分别立传的条件已经成熟了，《中国末代皇帝的婚姻家庭生活》所以能够成为值得研究著述的选题，是因为他从一个特殊家庭的角度深刻反映了晚清以来时代变迁的风云雪雨，具有极为真实、丰富又生动的历史内含。 　　作为清朝的皇后和皇妃，作为按清朝礼仪制度册立的伪贵人，她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不能不表现清朝的遗风，不能不留有爱新觉罗皇族的深深印痕，婉容、文绣和谭玉龄都出身名门望族，在清朝是被认为具有“高贵血族”的女性；李玉琴虽然生在平民之家，却曾长期生活在破落的皇族家庭里，她们是在中国兴旺了将近三百年而终于走向衰亡的爱新觉罗皇族的最后一批代表人物，我们研究皇族的败落，她们可以提供有力的佐证。 　　作为具有皇帝身份的男人的妻子，她们都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为了帮助丈夫实现“大清王朝”的中兴而做了种种努力，同时也在实践中逐步认清了日本军阀的嘴脸。婉容在鬼域中挣扎过，文绣因政治裂痕而跟溥仪分手，谭玉龄在枕边给丈夫讲述日寇的残暴，李玉琴在溥仪受日本窝囊气的时候给他唱歌、讲故事……她们生活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和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在她们的生命的日历上写下了日本导演伪满的事实。 　　作为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皇后、皇妃、“贵人”和妻子，她们各自的生平道路都交叉在溥仪人生途程的最本质、最深刻的一段上，所以从她们的经历中不但能找到最真实、最可靠、与普通人一样食人间烟火的溥仪，而且能找到擅于在复杂形势中变幻脸谱的溥仪的真正政治面妃。因此，研究溥仪的生平也离不开他的五位妻子的生平。 　　作为具有某方面典型意义的妇女界名人，她们的喜悦和哀怨，她们的理想和结局，无不可以归放到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当中，婉容、文绣和谭玉龄都是从血泪中走过来的，一个疯了，一个跑了，一个死了。她们的悲剧既是由封建社会道德观念酿成，也是外来侵略势力刺激、催化的结果，因此不能说这只是一些弱女子的个人悲剧而是民族历史上一幕软弱怯懦、任人宰割的悲剧。李玉琴因与溥仪保持婚姻关系的十二年横跨两个时代，她才在经历痛苦与坎坷之后被新中国改变了命运；李淑贤则是作为公民的妻子而给溥仪送终的，他们夫妇间温馨的感情构成一幕永恒的喜剧，被这喜剧折射着的，当然是全新的时代、全新的社会和全新的观念。 　　前述不过是荦荦大者几宗，总之，《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婚姻家庭生活》绝非仅仅是儿女情长、夫妻恩爱，这个选题无疑是有价值的。至于我写的怎样，会受到认识水平和掌握资料的局限，功过成败，那就是另外的问题了，乞愿关心我的读者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