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机早早就在美式战斗机的机枪枪管上方安扎下来，用于捕捉目标，用于正式确认敌人被击败的状况，之所以会有这一情况，原因乃在于，从一开始，在瞄准行为中，在步枪的窥测式瞄准具中，在远射火炮的平行瞄准镜中，武器的功能就与瞳眸的功能相混淆在一起。另外，1858年纳达尔首度发明从热气球上拍摄照片，1882年马雷发明连续摄影枪，“一战”期间对于航空拍摄及其译读的系统性工业化，这种种都显示出，以整个地区为范围而实施的摧毁战具有着电影的维度，也就是说，一片风景处于不断震荡之中，必须通过连续的摄影定格来随时加以重建，以电影的方式对各个不确定地带进行跟踪，在此，胶片取代了战区地图…… 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舞台的改换。伴随着夜间空袭，探照灯与照明弹的使用，袭击忽然间变成了一整场的特技效果，变成了投放在大气层中的映射，旨在混乱一群受惊民众的心灵。在这种投映中，音声与光亮都带有惊人的强度，随之，便是原子之光将两座城市的影像加以过度曝光。自从这昏蒙的一天之后，战斗中的照明便转化为间接式的，从此，一切都在阴极显像屏的弱光中游戏。这是影像的战争，系列的镜头画面涌现于屏幕之上，是末日威胁的信号，是热核弹头导弹的警世兆示。 《视觉机器》(La Machine de vision)一书的作者保罗•维利里奥，在这部新著中，提出了战争的感知领域这一问题，探讨军人们以何种方式掌握了对于电影技术的运用，凭之而无休无止地组织与重新组织那致命之对决。 有两类哲学家，一类哲学家让自己沉浸在过去之中，让过去作为现在的遗产和教训而存在；另一类哲学家则紧紧地盯住现在，并将现在作为预言未来的种子而对待。保罗•维利里奥显然是属于后一类哲学家。在他看来，未来的可能性更多地取决于技术和机器——而不是制度和观念——的变革上面。这使他完全偏离了观念史的路径。显然，这是麦克卢汉和波德里亚式的传统——尽管他和他们在很多方面存在着重大的差异。《战争与电影》，这部维利里奥的代表之作，足以表明这个时代最重要预言家的不凡洞见。 ——汪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