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材料丰富扎实，显示著者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开拓园地的业绩。如他对于数量众多的宋代诗话，较早就进行了全面的整理考订，其数十万字的《宋诗话辑佚》一九三九年即由哈佛燕京学社印行出版。本书中关于宋代诗话、诗论的翔实叙述与细致分析，即建立在这种扎实的资料工作上面。郭先生对文学批评史中的不少重要对象，都下过深入的考订诠释功夫，如社甫、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严羽的《沧浪诗话》等，建国后均有笺注问世，但其工作则大抵开始于二三十年代。对于每一个批评家，他不满足于引用一些习见的材料，而是认真检阅其全部著作，搜找出有关篇章，这种披沙拣金的工作，不但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还需要不怕艰难枯燥的毅力来支持。对于每一个批评家，他在通读大量材料，获得了较全面深入的认识以后才下笔，一个批评家的重要观点是什么，哪些文字表现了重要观点，他都经过慎重考虑，然后进行论述，因而显示出在运用、分析材料方面具有很深厚的功力。在这方面，郭先生可说是继承、发扬了清代学者黄宗羲、全祖望认真编撰《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的精神。 本书在史的叙述与论断方面，也很有识见和特色。本书自序指出，著者对于古人的文学理论，注意客观地“说明他的主张和所以致此的缘故”。努力探求事物真相及其形成原因，是历史研究工作者所应具有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态度，郭著在这方面是一个良好榜样。著者在论述一些批评现象时，往往在纵向上注意前后的继承发展关系，在横向上注意同时代文论的相互影响关系，在涉及背景时又注意说明文论与文学创作、哲学思想的关系，凡此等等，使读者获得鲜明的历史线索和图景，而不仅是按时代先后排列的代表性文论的辑录。著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自周、秦至南北朝，为文学观念的演进期，此期文学观念由含混趋向明晰（即人们逐步注意把文学作品与应用文、学术文区别开来），重视文学的新变。二是隋、唐、北、宋时期，文学观念由明晰趋向含混（即不重视文学作品与应用文、学术文的区别），重视文学的复古，但在复古中仍有变化发展。三是南宋到清代，此期特点是在前此两期的批评基础上加以发挥、补充、调和融合，新见较少，但谈的较有系统，名之日文学批评的完成期（参见本书自序）。这是对中国古代长时期文学批评的宏观概括，显示出著者在理论探索上的勇气。这一概括固然不能说完全恰当，但著者以古代的文论（包括赋论）、诗论为概括对象，也自有其合理性。于前两个时期，著者对一些重要的文学批评问题，特别是一些重要的概念术语，如文、文学、文章、文笔、音律、神、气、道等，注意细致的辨析，以显示文学观念的演进与反复；于第三时期，由于这些概念术语所显示的文学观念已无大变化，而批评家及其著作则数量众多，因而把论述重点放在批评家及其流派方面（参见本书下册第一篇总论）。这种做法，也有其独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