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歌唱权力的往往并非夜莺，而是喜鹊；有写作权力的往往并非大师，而是御用文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喜鹊也成了我们心目中的夜莺。 余杰或许就是90年代“醒着的”、“要前进的”青年中的一个？ 只要翻翻他的这本集子（据我所知，大学四年他实际所写比选出来的要多得多），就会承认：他读的书很多。作为老师的我，还得承认：很多范围都是我所不曾涉猎的。——这本也是正常的，应该如此的。 而且他还看了很多——“看”校园里的老师、同学，以及校园景观的形形色色；也“看”社会，关注自己所生存的国家、世界与宇宙所发生的一切。 他更是想了很多，很多，思考之广与深，也让我吃惊。他关于“自我”的拷问，更是近乎残酷，也是最引起我的共鸣与深思的文字。 当然，他也骂人。这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他也因此成了校园内有争议的人物。而我总要想起鲁迅的那句话：“现在有几位批评家很说现实主义可厌了，不厌事实而厌写出，实在是万分古怪的事。”而这“万分古怪的事”发生在北大，更让我这个北大人感到悲凉与羞辱。——作者在编选本书时，没有收入这些有碍的文字，我是理解的，尽管不免有些遗憾。 自然，无论哪方面都还有发展的余地——比如说，书在杂览的同时，还要精读；在校园里看，毕竟不同于走出去，置身于社会的大海里看；现实关怀之外，还要有形式上的关怀，思想的翅膀还有待更自由无羁，在更广阔的领域飞翔；对自我的批判性审规似乎还可以更彻底些：在顶住压力，坚持自己选定的道路的同时，也作点自我置疑，估计到可能存在的危机（陷讲），以免绝对化……等等。趁着还年轻，没有必要过早地将自己定型化：这正是格局已定，仅能作最后的发挥的我辈所称羡不已的。——钱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