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书》汲取了孔子的大同说和耶教、佛教“平等”等教义，也接受达尔文进化论、柏拉图乌托邦以至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久的影响。康有为游历各国，博览群籍，写成此书，立意高远，文辞丰赡，不愧为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的名著。

《中国文献学》内容简介：我们必须阅读，才能更好地进行校书。但是，一个人的聪明才力究竟是有限的、渺小的。长于此或短于彼，不可能具备各方面的知识。摆在我们面前汗牛充栋的书籍，内容是丰富的、繁杂的。如果说一个人竭尽精力，便可校理天下群书，那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我国历史上几次范围较广的校书工作，都是在大规模组织人力、各用所长、分工合作、集体劳动的条件之下，取得成功的。当汉成帝河平年间，中国历史上出现第一次大规模集体校书的时候，便是采取各委专才的原则进行的。其中只有刘向是一位博涉多通的学者，所以能总校经传、诸子、诗赋三大类书籍。其中还有他的儿子刘歆，和杜参、班游等协助他，可知那三大类书籍，也不是刘向一人独力校订的。至于兵书、术数、方技等类书籍，则分配给精通这些专业知识的人去校订，发挥他们的特长。这在人事安排上，体现了重视集体力量的精神。其次，当北宋全盛的时期，开崇文院校理群书。程俱《麟台故事》说：“国初循前代之制，以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为三馆，通名之日崇文院。”当时名流学者，都被罗致参加了工作。像沈括、苏颂这般人，学问博洽，举凡天文、地理、音律、算法、医方、本草，都有比较精湛的研究。每校一书，都有《叙录》。仿佛和刘向校书时，有些相同。《麟台故事》卷三有云：嘉祐二年，置校正医书局于编修院，以苏颂、陈检等并为校正医书官。这又说明了当时也是委任专门人才去校订专门书籍的。不过宋代统治者，还是拘于常格，除对四部之书作一番校订外，便没有注意到方外之书的整理。

梁启超在论述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史时，刻意突出了反对思想一统而主张学术自由的主线。……与批判学术专制相同，对文化交融的礼赞也成为贯穿全书的另一条主线。 该书纵贯全史的视野，配以分章分节的体例，纲目清晰，史论互证，分而不散，合而不乱，新意迭出，引人入胜。

从《清代学术概论》初版以来，四分之三世纪过去了，它不仅仍能吸引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成为他们了解清代学术文化史的入门必读书，而且在学者中间，它的价值也不断上升，乃至成了清学史研究必备的经典性名著。 《清代学术概论》并不是一部单纯的论述清代“思想界之蜕变”的专门史著作，同时也是粱启超个人的一部学术回忆录。

《秦汉的方士与儒生》讲述中国传统学术，经历清后期的低迷徘徊之后，从清末民初起，涌现出了一批大师级的学者。他们以渊深的国学根底，融通中西，不仅擘划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更开创了一种圆融通博且富于个性特征的治学们经与学术风范，而后者也正是当今学术界，经历了十几年的曲折后出现的“世纪回眸”热潮所尤为心仪的核心问题。本丛书辑取其中尤具开创性而篇幅不大者，并约请当今著名专家为之导读，不仅梳理其理论框架，剔抉其精迟钝要眇，更着重揭橥其学术源流、历史文化背景，及撰作者当时特定的情境与心态，从而在帮助读者确切理解原著的同时，凸现大师们的学术个性。相信这一设计，会比单出原著，或笼统抽绎当时学风特点，来得更切近可靠。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系蓬莱阁丛书之一，是已故著名学者朱东润先生的一本鼎力之作。它发轫于1931年，正式出版于1944年，集朱先生十数年的教学实践和学术研究的成果。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问世前，虽然已有数种《中国文学批评史》陆续出版，但《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仍以自已独有的特色而受到读者的欢迎。《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初步确立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框架，第一次用新的文学观念较系统地考察了我国从先秦到清末的文学批评发展过程，尽可能地挖掘了在这过程中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文学本质特征的观点和主张，描述了它们的演进历程，也适当地交代了与它们相矛盾的文学批语及其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