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在1736年到1795年间统治着中国，他位居典礼活动构成的网络中心。这些帝国礼仪旨在通过身体实践，以有形的方式呈现支撑帝国社会的形而上学。本书是第一步完整论述乾隆皇帝和文人官员共同生产的"仪式化权力"的著作。作者打破传统范畴，巧妙地结合了人类学、后结构主义分析、表演理论、历史学和宗教学等领域的研究方法，通过一种批判性的文化史研究，阐释了18世纪中国的权力生产和现代史学家借以研究中国的概念范畴。

本書分為兩部分，討論十八世紀乾隆年間的皇室財政。第一部探討皇室的財政收入：地租、關稅、當鋪、發商生息以及鹽商之額外支出。皇室財政和國家財政不同的是，田賦為國家主要的收入來源，清皇室雖有百萬畝以上的土地，但其重要收入則來自商業方面。例如：皇室憑藉權力介入鹽稅和關稅的稅金分配，並將皇室資金借給商人，賺取利息等；再者，鹽商或廣東十三行的行商等富商巨賈在各種慶典報效皇帝，動輒百萬兩，也成為皇室收入來源之一。 第二部討論乾隆皇帝在北京、熱河等處興建藏傳寺廟，並賞賜喇嘛土地、口糧、衣單等。藏傳佛教在蒙、藏地區有長久歷史，乾隆皇帝在位期間，巧妙地利用藏傳佛教，並藉助黃教領袖的社會地位與政治影響力，號令蒙、藏各部，整合與穩定蒙、藏社會，維護統治目的。面對新的財政支出，乾隆皇帝並未增加以田賦為主的稅收，而是憑藉權力擷取商業上的利益，將這些資源轉為在北京、熱河建造藏傳佛寺，打造另一個藏傳佛教中心。 除了宗教上的意義外，乾隆皇帝修建藏傳佛寺也有經濟的意義。以宗教的力量吸引蒙古人到北京、熱河、五台山等地朝聖，寺廟成為集市和進香活動的中心，豐富了商品交換和地方經濟發展。宗教與貿易，如同乾隆皇帝的雙翼，因而得以有效地統治新的疆域，解決中國長期的邊患問題。比起明代和蒙古戰爭每年動輒耗費七八百萬兩來說，更呈顯乾隆皇帝成功的統治政策。但在清朝外患問題變少的同時，因為各項稅收所引起的內部問題卻也層出不窮，種下日後清朝衰敗的遠因

近年美國學界流行「新清史」之說，認為清朝是中亞帝國而非中華帝國，且以譴責所謂大中國沙文主義為藉口來否定漢化，以混淆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來論證清朝並不認同中國，其言外之意質疑中國領土主張的歷史正當性，呼之欲出。顯而易見，所謂「新清史學派」無疑在大做翻案文章，以「新見」引世人注目，但無論在理據上與事據上都難以自圓其說。本書由海峽兩岸八位歷史學者分別提出論文，在學術會議上共同商榷後，整編而成。八篇論文聚焦於同一主題，從不同角度，諸如文化、學理、族群、漢化、認同、教育、制度，以及中國觀多方面，回應了「新清史」的論述，肯定了清朝是中華帝國的延伸，中國從秦至清原是多民族帝國，不僅漢化，也有胡化，清朝並不是中國歷史上唯一非漢族建立的朝代，豈能獨外於中國？本書內容豐富，文筆犀利，不僅有高度的學術價值，而且頗具可讀性，值得推薦給廣大的讀者。

本书旨在探讨清代顺治、康熙、雍正及乾隆四朝，约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朝野如何通过对南明（1644-1662）兴亡的评述及南明历史人物的臧否，互动地建构了当时的社会话语，并因时制宜地塑造了对这段历史的集体回忆。 综观清代头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在争夺对南明史的解读权时，官、私之间实际上一直存在着一种互动的关系。清代康、雍、乾三代君主虽极渴望垄断社会话语的领导权，但在建构对这段历史的社会记忆过程中，他们却无法做到完全随心所欲，而须受到一定的社会条件所约制。由于统治者没可能全面控制整个意识形态角力场，故他们在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诠释历史时，仍须与汉族知识分子寻求共识，并在若干历史问题的观点上作出妥协。这亦解释了，何以在禁制社会上南明史异读的同时，统治者也不得不不断修订本身的论点，力求提出合乎华夏文化传统的解读理据。清政府对于南明“忠臣”评价的转变，便是此方面较为突出的例子。

本书分为“马戛尔尼勋爵私人日志”和“巴罗中国行纪”两部分。前者由勋爵的私人日志编辑整理，记录了勋爵在出使路上的所见所闻，以及他个人对中国的看法。“巴罗中国行纪”的作者约翰•巴罗是使团随行人员，更是一名知识渊博的博物学家。他不仅记录了使团的行程，更收集整理了大量的民俗资料，从文学、哲学、宗教、医学、音乐等方面全面地展现出当时中国的社会面貌。

百日维新过了近120年，戊戌变法史研究是否已经题无剩义？ 康有为是如何从籍籍无名迅速赢得光绪皇帝的信任的？ 晚清重臣张荫桓、翁同龢戊戌变法前后为啥一蹶不振？ “戊戌六君子”被捕节点，政变后逃亡者王照是如何偷生又如何自首的？ 晚清一脉，上承秦汉以降王朝政治的余绪，下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可谓国史之关键转折。作者从爬梳档案、日记、函札、报刊入手，从关注张荫桓而介入戊戌变法史事考订，涉及康有为周围错综复杂的人事纠葛，以及王照、高燮曾、李盛铎、汪康年、“军机四章京”在戊戌年的活动，进而对李鸿章、张荫桓在旅大交涉中是否受贿和康有为在政治谋划中的行贿策略等最为隐秘的部分也进行了细致的剖析，兼及慈禧与光绪之死，袁世凯、于右任诸人辛亥前后的行迹。文字灵动，考证精密，无疑会颠覆许多过去的成见，为戊戌变法史乃至晚清史辟一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