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内容简介：2002年5月，“《永乐大典》编纂600年”学术研讨会刚刚在国家图书馆落幕，法国远东学院的华澜先生就登门造访，提议在国家图书馆举办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探讨曾经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在中国的历史和遗迹。在他看来，国家图书馆收藏有大量中西交通史文献，又是国际学术交流机构，最适合举办该领域的学术研讨会。这个提议得到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荣新江教授的赞同，三方立即有了第一次筹备会议，确定了三个法国机构和两个中国机构作为研讨会的主办方。

余英时以汉代的贸易和扩张为中心，全面考察了汉代中国人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对外关系，在广泛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重新审视了汉朝所面临的经济和军事问题，最终展现了一幅综合的汉代画卷。尽管写于1960年代，但该书对厘清诸多近年来的史学热点问题颇有裨益，如纳贡体系，余著依据当时政治、经济的现实背景对中国纳贡体系在汉代的建立与成长做了极其精彩的阐述。就纳贡体系从建立到崩溃的漫长历史而言，余著可当之无愧地构成了正确评价纳贡体系的必要基础。正如杨联陞所言无论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此书在任何语言中都是对这一主题的首次全面研究，为理解中国历史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中国伊朗编》内容首先是中国和古代西域植物的传播关系，其次是关于中亚纺织品、矿物和汉籍著录的伊朗史上萨珊王朝的官制。

本书阐述了公元七、八世纪唐、吐蕃、大食三大政治势力在中亚地区的角逐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诸如吐蕃向西域扩展势力及其与唐朝的争战、西突厥的兴衰、大食的东方扩张等。

本书为《法国汉学》 第十辑。本书分为“粟特萨宝与商队贸易”、“粟特聚落与地方社会”、“入华粟特人的宗教与艺术”三部分，收入28篇论文，内容涉及粟特历史、考古、美术、宗教、语言等诸多方面。

本书的论题，是由唐代两个著名混血儿的一场讥讽性对话引发出来的。《新唐书•哥舒翰传》给后世留下这样的记录： 禄山谓翰日：“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类本同，安得不亲爱?”翰日：“谚言‘狐向窟嗥不祥’，以忘本也。兄既见爱，敢不尽心。”禄山以翰讥其胡，怒骂曰：“突厥敢尔!” 安禄山和哥舒翰的身世，以缩影的形式反映出一个广阔的种族文化背景，即中亚绿洲城邦文明与漠北草原穹庐文明的接触和交融。自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沙畹在圣彼得堡刊布《西突厥史料》以来，昭武九姓与突厥汗国在中古时代的互动关系及其渗透现象，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外学人的关注。当代粟特学和突厥学的研究成果日新月异，不断地推进本世纪初沙畹孤明先发的学术导向。 本书之作，并无“预流”之心，只有“拾遗”之意。以下三编，谈胡说蕃，兼及胡物在汉地的命运。略人所详是显而易见的，至于能否详人所略，那就有劳读者慧眼的鉴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