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1753年卢梭应法国第戎科学院的征文而写的论文。在性质上，这是一部阐发政治思想的著作，其重要性仅次于1762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而在思想体系上，本书可视为《社会契约论》的基础和绪论。

《知识社会史（上卷）：从古登堡到狄德罗》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彼得•伯克运用社会文化的研究方法，考察欧洲知识系统结构变迁过程的，关于“西方近代知识与社会交融史”的一部导引，横跨了从一四五○年古登堡发明活字版印刷术到一七五○年代狄德罗陆续出版《百科全书》为止的三个世纪的漫长历史。

本书开篇评述了自曼海姆到福柯以来的各类知识社会学（理论），进而讨论作为社会群体的知识分子，及其所在的或鼓励或阻碍知识创新的机构（尤以大学和学院最为突出）。之后，伯克又系统考察了知识的地理学、人类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将视野集中于城市、学院、政府和市场在信息收集、分类、传播、有时掩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最后则讨论了读者、听者、观察者或消费者眼中的知识，包括在17世纪受到激烈讨论的知识准确性问题。

而本书最大的原创在于它探讨的多重条件下的知识。它主要关注的是印刷出版的知识，尤其是学术性知识。但本书将印刷术发明之后，爆炸性增长的知识历史，以及欧洲以外世界的地理大发现看作各种知识之间交流、协商的过程。这些知识包括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知识、理论知识与实用知识、高端文雅知识和低等世俗知识，以及欧洲及其以外的知识。

尽管本书所涉内容主要为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方面的知识，但同样会受到科学史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地理学家的青睐，且会使那些处在另一个信息爆炸时代的人们感兴趣。

这是一本综合性的成功励志图书，包含了为人处世、政治、经济、哲学等众多知识要点，指引那些在错综复杂的社会里不甘于平凡的人，能够不断学习；勇于拼搏创业奋斗的人，能够顺应时代潮流把握人生命运，在人生的舞台上少走弯路，少一些挫折，多一些成功的机会与喜悦，为家庭、为社会、为人民、为国家，贡献自己的正能量，让自己享有出彩的人生。

研究中国宗教的“圣经”、（杨庆堃是）对中国宗教进行功能分析之第一人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精装）

（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

名人推荐：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提供了中国自身文化的重要信息，阐述的是对中国社会有着极大影响的宗教、祭祀仪式和信仰。对此，杨庆堃从众多的历史和人类学的资料，特别是地方志中发掘了详细而客观的证据。他最大的贡献就是表明了宗教的仪式和信仰是怎样成为中国社会，包括家庭、阶级、民间团体、行业、经济活动和朝廷，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的。所有的这些阶层、宗教和社会都是相互影响，又互为支撑的。宗教的传统同时又是个人以及社会道德的基础。他所有的这些贡献，都对我本人的研究有很大的影响。

——欧大年（Daniel L. Overmyer）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系中国研究中心教授

杨庆堃的这部著作是研究中国的宗教、社会和文化的经典之作，对我们理解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帮助。杨氏从众多的历史和人类学的资料，特别是地方志中发掘了详细而客观的证据，证明了宗教的仪式和信仰是怎样成为中国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的。宗教和社会各方面相互影响、互为支撑，同时证明了宗教传统构成了个人以及社会道德的基础。

——金耀基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讲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

这部著作是中国宗教研究中最新的尝试：试图把中国宗教作为一个整体来解释，并将其思考和实践融合进社会。迄今，……因为杨氏的书，社会学传统在此到达了一个顶峰，他使中国宗教成为一个实体。

——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内容提要：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是研究中国宗教、社会和文化的经典作品，被誉为研究中国宗教的“圣经”。

全书对中国宗教进行了非常全面的分析与阐述，详细考察了中国社会中各种类型的信仰，以及国家政治、经济和儒家学说的关系，描述了中国社会与宗教的整合状况。本书试图回答：在中国社会生活和组织中，宗教承担了怎样的功能，从而成为社会生活和组织发展与存在的基础，而这些功能是以怎样的结构形式来实现的？

本书挑战了大众普遍持有的监狱帮派会助长种族歧视现象和暴力行为的看法，与一般人的想法相反，监狱帮派的制度实际上减少了监狱中的暴力行为。作者遵循理性选择传统，对监狱帮派作了大量的**手描述，包括帮派是怎样精密组织（甚至有成文规章）来规范监狱黑市、裁决冲突、平衡囚徒与狱警之间的矛盾，以经济学的视角探讨了监狱亚文化以及帮派政治问题，试图阐释帮派为何会形成、精密的结构对其产生了何种影响，以及监狱帮派又缘何会拥有左右甚至是高墙之外的犯罪的力量。

建国60多年，以“民族识别”工作奠定的56个民族的国体框架也在社会实践中走过了60多年。以各地区的社会实践来返观、反思这一框架的运行效果，来反思当年这一工作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结合苏联、南斯拉夫解体后人们对其“民族”定义和制度运行效果的反思，应当是一件中国学术界不能回避的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的工作。我们也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在“民族识别”完成之后，每个国民“民族身份”的确定和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区划建制是否在不断强化各群体的“民族意识”，推动他们从传统社会中的“部族”转变为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民族”？是否有些“民族”在被识别后出现了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进行重新构建的现象？以及今天我们是否有必要从“民族国家建构”和“公民国家建构”这些基本理论视角对这一过程及其后来的发展趋势进行讨论？毫无疑问，50年代的由政府主导的对“56个民族”的民族建构对新中国60年来的族群关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深远影响。相信对于以上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将有助于读者从基础理论和基本制度层面来理解中国的民族体制，以及当前在西藏、新疆等地区出现的民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