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衣爱神》是五卷本文化史著作《布尔乔亚经验》的第二卷。在本卷中，彼得·盖伊探索了19世纪中产阶级的爱情观。作者深入研究了大量历史材料，从哲学论文到医学文献，从信件和日记到小说作品，全书充满了对19世纪西方个人生活和作品的迷人见解——狄更斯、司汤达、瓦格纳、王尔德、巴尔扎克、霭理士、弗洛伊德，还有更多没这么家喻户晓的普通中产阶级以及工人阶级，他们在爱情中的内心纠葛，他们对欲望的抵抗或妥协，抑或他们对婚姻生活的赞叹。本卷也在爱情的边界做了充分的探索，谈论范围从同性恋的“发现”，时人对卖淫问题的争论，对失足女性的改造，到爱欲在音乐、大自然、宗教等领域的策略性转移，等等。通过对大量文献进行弗洛伊德式的精巧分析，彼得·盖伊认为，19世纪的布尔乔亚们并非如惯常理解的那般在爱情上麻木无措，实际上，他们不仅能够享受他们的欲望，而且能够在最崇高的意义上理解爱情。维多利亚时代的爱情比许多人想象得更接近理想——他们在努力让爱情的两股潜流（温情和激情）合二为一。

★考古爱情，看现代爱情观念由来何处。当我们在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爱情，既是爱意，也是情欲，我们现代人已经普遍接受的爱情观，并非自古有之，而是启蒙运动之后，现代社会的精神产物。在19世纪西方中产阶级布尔乔亚的精神世界中，温情与激情，如同两条各自奔流的河水，在经过了长时间文化观念的变迁和精神生活的探索后，才终于合流，迎来了理想的婚姻生活。在《布尔乔亚经验2：黑衣爱神》中，彼得·盖伊以文化考古学家的姿态，深入到19世纪的文献之中，在日记、小说、书信、著作等等文字里，塑造出关于情与欲的生动群像。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当下的爱情规范，是如何一步步建立起来的。

★大师之笔，写活一个历史转型的时代。严格的礼仪形式、勤勉的自我审查、紧张的道德关注，在布尔乔亚的这些爱情烟幕下，有着更加深远的领域。19世纪的爱情故事，正与这个时代的精神焦虑完全一致：旧的秩序已然破碎，而新的自由尚未到来。“爱情”正是这种激荡时代的产物，它的作用是精神方面的，但起源却是社会方面的。从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前一二十年，到1914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世界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迁。正在布尔乔亚们纠结于从未经验过的精神困境和生活冲突的时候，他们并未意识到，这是因为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启——现代社会全面勃兴了。

《毁灭与重塑：20世纪的欧洲》是一部关于20世纪欧洲的简明史。本书在充分分析了两次世界大战、欧洲的经济转型、经济大萧条、战后欧洲发展、欧盟的持续变革等重大事件的同时，也从科学、艺术、文学成就的视角观察了20世纪的欧洲历史发展，以及日益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文明在文化危机和史无前例的科技进步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强调那些影响人们生活的历史行为和过程，不仅包括对公共事件的记录，还包括更深层次的、通常是无声的思想和新技术的社会变革过程。

正如作者罗兰•N. 斯特龙伯格所说，“20世纪的历史从数量上讲比以往所有历史加起来都要多”，书写 20 世纪的欧洲也很难想象会把两次世界大战、欧洲经济大萧条等排除在外。作者在书写本书时仍然着重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及其影响，但特别注意到了历史事件背后与政府、普通人的作用力和推动力，以及这些历史事件给人们生活和社会带来的深刻而无法扭转的影响，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原因、差异以及政府首脑和普通人的不同反应，战后欧洲经济转型、欧盟持续变革以及欧洲面对日益全球化的文化和社会中出现的国际问题更是值得关注和思考。同时，作者在20世纪末那个最动荡和最具创造力时空下论述了西方文明面临的新挑战和新问题，而现在21世纪已经过去了20年后再回顾历史的事件和问题，相信能给人们更多的思考和认识。

★编辑推荐

◆《毁灭与重塑：20世纪的欧洲》是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资深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知识史学家罗兰•N.斯特龙伯格经典力作，也是继首部中译本《西方现代思想史》出版并畅销17年后的又一部欧洲史佳作。

◆这是一部20世纪百年欧洲的经典叙述，书写一个辉煌与动荡并存的时代和一个毁灭与重塑交替的世纪，关心那些深刻改变世界和影响我们生活的历史行为、社会思潮、技术变革……

◆作者书写历史秉承“无论谁在书写现代史，都应该紧跟真理，尽管真理很可能会打掉他的牙齿”（沃尔特•雷利语）的信条，在20世纪百年纷繁复杂的历史中强调那些影响我们生活的历史行为和过程，包括公共事件、思想、新技术……

◆本书是自1980年出版以来的第4版，作者在初版后的20年里对书稿内容不断进行了修改和更新，展示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开始直到新世纪到来之前欧洲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技等的变迁和发展，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欧洲经济大萧条、欧盟变革等带给欧洲及世界人民的深刻、复杂而又无从逃避的影响。

◆本书再现了20世纪欧洲历史的简明图景，重点勾勒了政府首脑、普通大众、文学家、思想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科学家等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反应和变化，让人们重新思考战争发生的根源以及政府首脑、军人、普通人在其中的作用力，从而重新审视战争与和平之于国家和民众的意义。

◆20世纪的欧洲是由战争主导的，不管是政治版图、城市发展、经济生态，文学艺术、物理科学、通信计算机等都直接或间接与之相关联，战争打破了欧洲文明的祖先秩序但新的秩序又未建立，从而导致欧洲的混乱并失去了世界先锋和经济引擎的地位，间接地导致了欧洲文明的危机和人类文明的困境。今天，人类文明又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全球经济更在衰退中盘桓，希望20世纪的欧洲史能给我们更多的启示和警醒。

★精选段落

◆受过教育的精英和大学生为何总是被战争精神所误导？

战争精神鼓舞了民众。事实上，它的一个主要作用是在战斗中重新发现团结的喜悦。在每一个好战的国家里，一种对“又成为一个民族”的狂喜，感受到“神圣联盟”的国家兄弟情谊，似乎让受过教育的精英比普通人更受折磨。大量的宣言祝福这场战争，诅咒敌人，并在上帝和历史面前努力使自己站在正确的一边， 而这证明了在主要的哲学家、诗人、科学家、 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中间存在同样的喜悦。 大学生是最渴望成为志愿者的人群之一， 他们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认为这场战争是一场青年运动。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起源和内部纷争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起源， 主要在于努力解决德国在西欧的作用。所以，各种形式的经济一体化从建立煤炭和钢铁共同体开始，它们的目的是在不让德国重新夺回欧洲霸主地位的情况下获得德国强大经济实力的优势。英国提议建立一个更广泛的欧洲自由贸易区，其目的仅限于贸易——简而言之，关税同盟。英国担心的与其说是经济问题，不如说是共同市场的政治影响。但是，戴高乐否决了英国的成员资格，而许多欧洲人和戴高乐一样对英国在过去的角色感到愤怒， 并怀疑英国是否真的接受了成员资格的所有含义。直到1977年，在英国、爱尔兰和丹麦加入后，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也申请加入。

◆为什么20世纪60年代困扰年轻人的深度动荡成了一个全球性现象？

在1964—1970年过去的五年里， 众神应该都很愤怒。 也许，他们憎恨人类对外太空的渗透。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在这段时间里，几乎每一个人都迷失了方向，掉进了洞里，并摔得伤痕累累。这些麻烦来自意想不到的方面，而且往往还是出于好意。20世纪60年代困扰年轻人的深度动荡是一个全球性现象，显然有着超越国家的根源。巴黎学生骚乱、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运动和越南失控的战争只是世界灾难的一些迹象。1968年恰好是二战后出生的一代人成长起来， 他们对二战的经历一无所知， 对二战的价值观也不甚了解。“旧的信仰会松动和衰落， 新的岁月会毁灭和撕裂”。

◆在摇摆与不安中挣扎的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末政治行为的一个突出事实即选民的极度不稳定，还可能有分裂的趋势。激烈的摇摆与其说是积极的选择， 不如说是对现状的拒绝。 失业，对社会变革的不安， 也许还有没有国界的新欧洲， 传统价值观的衰落，对民选代表失去信心，所有这些都起了作用。与此同时，腐败成为影响政治的因素，恐怖主义卷土重来，技术的进步持续向前，而欧盟向何处去、人工智能是否会淘汰人类、环境污染、人口减缓和社会病态都是已经面临的重要问题。

1.通过对原始档案、信札的梳理，挖掘经典著作出版背后的故事，再现细节丰富的学林掌故。

2.勾勒了陈寅恪、郑天挺、钱钟书、启功、周一良、张政烺、何兹全、田余庆、王仲闻、宋云彬、周振甫、傅璇琮等诸多学者的群像，是一段有温度有深度的学术史、出版史。

3.全文披露了周振甫撰写的钱钟书《管锥编》《谈艺录》审读意见，以及钱钟书的逐条批注。

4.作者回顾数十年的编辑工作生涯，分享了颇多可资借鉴的编辑经验。

本书通过对中华书局原始档案、往还信札的梳理，挖掘了许多经典著作出版背后的尘封旧事；作者徐俊作为中华书局的老编辑、原执行董事，主持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工作，是中华书局历史的亲历者，与许多学者交谊甚厚，以温暖细腻的笔触，忆述与诸多学者交往的点点滴滴，描绘出一代学人的风范与行谊。为我们呈现了一段丰富立体鲜活的现代学术史。

一个有着悠久优秀传统的出版社，是与学者相互成就的，本书全文整理了周振甫撰写的钱钟书《管锥编》《谈艺录》审读意见，以及钱钟书的逐条批注，为我们全景呈现了这一中国出版史上的佳话。作者并回顾了编辑工作生涯的许多往事，记录了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作的诸多细节，分享了宝贵的可资借鉴的编辑经验。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中华书局1960年代在翠微路二号院开展“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形成了“翠微校史”的佳话以及中华书局古籍整理的优良传统，作者在这个传统里工作、生活，回顾生涯，益增新彩。

【编辑推荐】

*中国被称为世界第一历史大国家，遗留下来的史书之山堪称宝库。如此庞大的历史记载在几千年时间里为什么会如此生生不息？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为编纂历史而做出的执着努力是由何种精神支撑的？

*中国人的浓厚现世执着精神，以及豁达的超脱精神，为什么可以产生于同一种中国精神风土之中？ 两种精神在其中是否存在共通之处？

*魏晋贵族社会充满了严格的批判精神，以及对于文化价值的孜孜追求。这种批判精神来源于何处？

*这本史学家川胜义雄先生的遗稿集，正是探讨了这些与中国人文历史息息相关的问题，试图厘清历史根植于中国人意识中的发展脉络，还原中国人的精神、思想如何在社会变幻的漩涡中被层层形塑的历史渊源、场景与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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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为史学家川胜义雄先生的遗稿集。书稿收录了作者关于中国史研究的十余篇文章，整理为三章，分别包括中国历史和历史意识、道教与佛教、中世史等内容。这些文章都是作者其他专著中未收集的内容。作为中国历史学乃至中国学的研究者，作者认为，司马迁在中国的地位，相当于亚里士多德在欧洲诸学中的地位。中国的“诸学之学”并非哲学，而是以《春秋》为起点的史学。中国人的历史意识贯穿着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氏著见解独到，不仅对于中国史的学习研究有重要价值，而且具有广泛的学术史意义。

马赛罗·穆斯托是国际知名的马克思学学家，他一直致力于基于MEGA2对马克思进行更为深入的解读。他的作品《卡尔·马克思的晚年岁月:一本知识分子传记》（2016年发行第一版）一经出版就获得各方好评，并多次再版和翻译成多国语言。在这本 著作中，穆斯托指出马克思的思想以及对他思 想的研究在今天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动力。1998年重新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历史批判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2）对于全面重新评价马克思的思想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这部作品中穆斯托通过对往往为人们所忽视的晚年马克思本(18811883年)的生活经历和 著述进行分析，这部分 著述在至今已经出版的MEGA2中还未出现。穆斯托试图通过研究马克思已发表的那几年的作品中所的内容，还要研究他未完成的手稿中所包含的问题和疑问，从而挖掘马克思晚年思想及其特征，试图为当代读者提供了充分的空间来思考今天的热点问题，同时也为MEGA2中尚未出版18811883的内容填补空白，进一步引发人们对马克思思想的了解和研究热情。

英文版前言

2016年8月，本书以“L 'ultimo Marx，1881—1883”为题，首次在意大利罗马的Donzelli Editor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在关注马克思的读者中引起了极大的兴趣，现在已有了英文版本。

该书的意大利原版印刷了2500册，并配有电子书，很快 就销售一空，并于2017年1月重印。随后，在另一次重印之后，处于按需印刷状态中。

这本书的第一批译本出版不久后，在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该书以五种语言出版。第一部用泰米尔语出版，印数为1000册，由金奈老牌出版商新世纪书屋私人有限公司发行。几个月后，圣保罗的Boitempo出版社接着出版了葡萄牙文版，印数为4000册。几周后，釜山的Sanzini出版社出版了韩文版1000册（2019年再版），汉堡的VSA出版了德文版2000册。截至2018年底，这本书也被东京的堀内弘之翻译成日文版，共500页，印刷2000册，其中还包括我最近出版的《另一个马克思：早期的国际手稿》的日文版（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出版社2018年版）。2019年，这本书又被翻译成三种语言：阿拉伯语，1000册，由开罗的Al Maraya出版社翻译出版；波斯语，3000册（一个月内重印3次），由德黑兰的Cheshme出版社翻译出版；印地语，500册，由新德里的Aakar Books出版社翻译出版。此外，印尼语版本——和日文版一样，也包含了《另一个马克思：早期的国际手稿》——由Marjin Kiri在印度尼西亚的南坦格朗翻译出版。这个英文版本，包含了相对于意大利原版的新内容和一些修改，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的翻译和重印。新译本将于2020年1月面世：西班牙文版本在墨西哥城Siglo XXI出版社翻译出版，共2500本；由Donzelli编辑出版的意大利文新增订本，以及正在准备中的中文版本。

这本书自首次出版以来，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已经在国际上取得了巨大反响，并在许多国家的报纸和期刊上得到了广泛评论。作者感谢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前执行主任艾米丽—简·科恩的热心协助，帕特里克·卡米尔的出色翻译，以及恩里科·坎波对于完成参考文献和参考书目的帮助。

马塞罗·穆斯托

2019年6月于那不勒斯

译 者 序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学界掀起了一股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潮。尤其以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为节点，全世界各地敬仰和钦佩马克思的人们纷纷以不同的方式纪念这位“千年伟人”，重温他的光辉思想。其中，也不乏一些研究型和理论性的著作面世，这些著作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还原马克思的“真实肖像”，汲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意大利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马塞罗·穆斯托（Marcello Musto）的《马克思的晚年岁月》就是这样一部传记式的研究著作。该书聚焦于马克思生命的最后3年（1881—1883），从“最后3年”这一具体阶段进行考察、展开论述，为我们全面把握马克思及其思想，特别是其晚年生活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和科学依据。

译者刘同舫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重点关注马克思的早期思想，曾翻译过英国著名学者大卫·列奥波德《青年马克思——德国哲学、当代政治与人类繁荣》一书，也曾出版《青年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研究》等著作。译者谢静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曾翻译过马塞罗·穆斯托教授的《论马克思异化概念》等相关作品，对原作者及其作品较为熟悉。本次我们合作翻译马塞罗·穆斯托教授关于马克思晚年生活的书籍，不仅推进了对于马克思理论学说完整性和丰富性的研究，还加深了我们对于马克思的崇敬之情，并且更加明确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的使命担当。

青年马克思展开了丰富的学术创造和敏锐的理论斗争，并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革命精神投入群众运动中；晚年马克思则几乎将全部心血投入到《资本论》的写作中，致力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产生奥秘，从根本上揭露资本家压榨雇佣工人的残酷行径。如果说，早年活跃于各种现实工人运动、理论报刊文章中的马克思，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勇敢无畏、朝气蓬勃的革命斗士形象，其晚年则愈加表现出睿智沉稳、凝重庄严的理论家气质。马克思为彻底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耗尽心血，在日益严重的身体疾病和接连发生的家庭变故的摧残下，依然笔耕不辍并积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如此看来，马克思晚年的创作环境似乎更加艰难，其间的深邃思考更加让人肃然起敬。但是，针对马克思晚年的创作状态，一直有疑惑之处，例如，对“马克思为什么没能完成《资本论》这一巨著”这一问题，传统上学界的回答主要聚焦于其身体疾病等原因；近年也有学者提出，是由于马克思晚年思维能力的下降，其生命处于“慢性死亡状态”；还有观点表示，是“马克思低估了自己习惯性的严重的拖延症”等原因所致。针对这样一些误解、曲解或者不全面的理解，我们认为有必要加强对马克思晚年生活的探究，以真实、完整地再现马克思晚年的理论创作和实践活动，回击各种不实的言论。《马克思的最后岁月》这本书中较为真切、翔实的资料为我们还原历史提供了参考。

《马克思的晚年岁月》展现出一个伟人最后的创作时光和人生经历，回应了学界对马克思晚年生活的相关争议，是对马克思的“最后著作”和晚年生活的重新评估。本书致力于消除对马克思晚年生活的两个关键误解：马克思晚年不再写作；他是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经济思想家，只关注阶级冲突。马塞罗·穆斯托教授提供的大量资料表明，在马克思生命的最后3年里，他不仅没有停止思考和创作，还积极地将关注视域拓展至从前很少触及的领域：研究最近的人类学发现，分析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共所有制形式，对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和民粹主义运动进行评价，对印度、爱尔兰、阿尔及利亚和埃及等地的殖民压迫提出批判等。马克思晚年的写作量惊人，包括各类著作手稿、摘录笔记、工人组织的文件、大量书信等，其阅读和摘录的内容涉猎广泛，具体包括人类社会、历史、政治、生物、物理、化学以及数学等领域。除了高强度的理论工作外，马克思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到欧洲以外的地方考察，虽然是出于治疗身体疾病的目的，但他依然没有停下思想的历险，惯常地用他那审视和洞穿时代的双眼密切关注着当地乃至全球的政治事件和工人运动。

通过马塞罗·穆斯托教授的描述，我们发现在马克思晚年的手稿、笔记和信件中，出现了一个“不同的马克思”。这个“马克思”是生活中的“不幸者”，遭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恶劣环境和严重的病痛折磨；但他依然是学术上的“开拓者”，致力于追求真理和涉足新的研究领域，执着于学术创作和人类的解放事业，“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马克思的晚年岁月》呈现出马克思颇为悲壮和令人敬佩的最后时光，也进一步勾画了马克思关注现实、投身革命的伟大一生和从未停歇且成果丰富的晚年创作生涯。

追求真理永无止境，学术之路任重道远！立足新时代，展望人类未来，我们更应葆有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将理论研究融入社会现实，用现实行动回应理论需要，力争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积极回应各种对马克思本人及其理论的非难和误解。愿本书的翻译出版能够帮助人们廓清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一些误解，为学界研究贡献微薄力量，并继续感染那些和我们一样热爱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读者们。

最后，译者需要向读者说明的是，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关涉原作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献的引文部分，我们都对应查找了中文版的相关文献。在中译版的版本选择上，我们优先选用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版），但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没有出现的内容，我们使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相比《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的内容，该部分所占比重较小。

【内容简介】在霍布斯的道德和政治哲学中，最受关切的主题是什么？针对道德和政治义务，霍布斯提出了何种洞见？

沃伦德将问题聚焦于一处：是什么赋予了人们按契约行事的义务。他提出，如果霍布斯想要论证公民应该服从市民法，那么他关于义务的理论必须拥有融贯的构造。沃伦德围绕《利维坦》这一核心文本，通过严密且深入的论证，拨开围绕在霍布斯思想周围的层层迷雾，令其义务理论得到清晰融贯的表达。

本书不仅在霍布斯研究领域树立了典范地位，其影响力更是延伸到一般的道德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领域。

【编辑推荐】●本书作者霍华德•沃伦德是英国著名霍布斯研究学者，1943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牛津大学PPE专业，其研究和编辑出版的霍布斯著作，在霍布斯学界以及政治理论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并延伸至道德哲学、伦理学等领域。

●本书与施特劳斯的同名专著并称霍布斯研究传统中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典范著作。

【序言】

序言

詹姆斯·霍华德·沃伦德

格拉斯哥大学政治学系，1955年11月

［vii］霍布斯的政治学说呈现出不同寻常的特征，一方面形成了一种“官方的”解释，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学院里的学生们被期待对之熟练掌握，另一方面又有一种对文本本身与该解释之间存在相关（approximate）关系的普遍怀疑——尽管无论是“官方的”解释，还是怀疑的根据，都不时地发生变化，但这种状况却似乎一直存在。这并非由于霍布斯一向被视为一个极其粗心的思想家；他显然并不比洛克这样的人更自相矛盾，也不比卢梭更模棱两可，然而在这里，在界定其中各种解释可合理地冲突的领域方面，评注却一直更为成功。在霍布斯这里，这一悖论的根源在于这个事实，即在其道德和政治哲学中，关于什么是他的最核心的主题，尤其是什么是他对其道德和政治义务理论的解释，存在着最多的疑惑。

鉴于这种不确定性，因此把精力投入到例如他的物理世界理论或心理学假设，抑或其对契约论的贡献而不是他的义务理论上，就令人颇感意外。因此，对这一主题进行重新考察可谓正当其时，如果这本著作对该问题能做出任何贡献的话，那么它就不辱其使命了。

就其实质上呈现在这里的样子而言，本书的论题写于1949年，凭借的是对《利维坦》（Leviathan）的反复阅读直至获得其前后融贯的论证，而且使该论题与霍布斯的其他英文和拉丁文著作相对勘。尽管我认为在《利维坦》中有足够的证据支持我以下的观点，但我还是在不顾及其来源的情况下，选择阐释霍布斯著作中那些最明确和简洁地表达其立场的文本。［viii］尽管霍布斯政治学说的不同版本存在些许差异，但这是次要的，并且我在其思想中也没有发现，为着当前的目的，有什么特别需要予以指出的发展或变迁的证据。

与通常的研究相比，我更加广泛地直接引证霍布斯的文本。这比其他做法似乎更为可取。如果完全建立在文本的页码索引上，这会使读者除开本书之外，还要像玩杂耍一样翻阅莫斯沃斯（Molesworth）的故纸堆。广泛运用意读的方式似乎也不是很好。除了我不想模仿霍布斯的风格并因此尽可能让他为自己说话外，还有就是，那些已相当熟悉霍布斯著作的读者也可以在自己一眼即可识别出的相关段落中更简单和迅速地读到论点，而不是必须陷入那些忠实程度不一的意读之中不能自拔。

我试图根据其不同的著作建构一个对霍布斯义务理论的解释，并且全然关注他自己的论述以及其学说的内部融贯性。因此，我不对这一理论在政治思想史中的地位进行解释，也不使其变成对二十世纪福利国家理论“有用的”（live）鉴借。起初我希望对霍布斯的观点做某种历史的解释，我为此目的而收集的材料表明，尽管霍布斯排斥其在牛津受到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教育，但是他对亚里士多德的依赖比过去设想的要大得多。然而，这些材料被排除于目前这项研究之外，否则会干扰这里所给出的论证。同时，它将在对霍布斯理论的解释中引入一种猜测，而这种猜测不同于那种完全建立在内部证据基础上的猜测。无论如何，比起霍布斯的理论如何发源或如何解释这样的问题，我更关心的首要问题是他的理论是什么，我发现这是一件任务量很大的工作。

［ix］读者可能会发现脚注数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它们几乎仅仅只是对霍布斯的文本或本书其他部分的引证，抑或只与其他评论人的观点有关；与未在其他地方更为充分地表达出来的主要观点有关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包含在这里面。因此，它们是为那些试图研究某个特别问题的读者所准备的，而其他人可能会遭到忽视。这本书的完整初稿完成于1953年年底，在可能修正的地方吸收了自那时以来的对该主题的相关研究。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欠下许多文债。过去，我受益于和导师以及朋友们的讨论，其中必须提及的有，马克能（D.M.Mackinnon）教授、福克（W.D.Falk）先生和基德（R.Kydd）太太，他们激发了我对霍布斯哲学的兴趣并提升了我对它的理解。更直接说来，我受惠于奥斯丁（J.L.Austin）、麦克拉艮（W.G.Maclagan）教授以及哈里森（W.Harrison）先生对我的手稿的通读，并感谢他们给予的宝贵建议和批评。同样的感谢还要送给我的妻子，她的乐观和鼓励使得写作一直是一件愉悦之事。

在出版物中使我受惠最大的是奥克肖特（M.Oakeshott）教授和已故的泰勒（A.E.Taylor）教授对我的评论，这将在本书附录中得到查验。尽管我经常不赞成他们的评论，但我必须强调的是，他们并不因此而使我少受其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