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与当时流行的蛤蟆镜、喇叭裤并列为“三大精神污染”；有人说“萨特热”是“80年代新一辈人的精神初恋”，也有人将其视为一次“错爱”，称与萨特的哲学“结缘”，“只可一宿，不可久眠”。……2012年，萨特进入中国30年，萨特对于我们，是否已经过时？这位东渡的西方思想家，到底给了我们什么？“末日恐慌”下的人心，究竟还要不要萨特？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知识界思想解放的春天，中国“萨特研究第一人”柳鸣九与萨特“结缘”，为萨特在文化上进入中国代办了“签证”。30年后的今天，萨特在中国的影响依然巨大甚至无所不在。 一个作家真正进入一个国家的主要标志应该是一定程度的本土化，一种哲理的广泛传播也还要靠通俗化、普及化，要靠有亲和力的诠释。本书是柳鸣九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有关萨特问题的重要论述的系统结集，他带我们一起沿着当年萨特东进中国的历史足印，近距离接触萨特，“撩开萨特那些抽象、艰深的概念在他的哲学体系上所组成的厚厚的、难以透视的帷幕”，重温那充满激情的诗意年代，和那场“现代西方哲学精神和中国新的觉醒时代的历史遇合”。

对任何一位文学传记者来说，最宝贝的材料莫过于传主本人所留下的自述文字，哪怕是只言片语。本书即是法国著名哲学家、文学家萨特的只言片语，1905年6月21日，一个男孩在巴黎诞生。没等睁开眼睛，他就大声啼哭起来，向世人证明着自己的健康。跟别的孩子不同，他的哭声还具有另一种意义：家门不幸。他的父亲正在病中，拖到他1岁3个月时，饱受发烧和肠炎的煎熬，一命呜呼，撒手归西。40年后，这个孩子开始名扬天下，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作家和思想家。他叫让-保尔·萨特。而年轻母亲安娜·玛丽则亲昵地唤他为“普卢”，让我们在精彩的文字中体味他的人生、历史……

恰如萨特本人所说，书信是他“直接的生活实录”，是他“生活的一种见证”。这些写给其终身伴侣西蒙娜·德·波伏娃及好友的信，真实且不加掩饰地记述了作者当时的日常生活和他对社会的观察与思考，展示了他特立独行的价值观、婚恋观和哲学世界观。虽说书信不是小说，萨特的书信却常常和小说一样引人入胜；他周围的诸色人等在其笔下亦如文学典型般个性鲜明、栩栩如生。而这所有的人物中，形象最饱满，色彩最丰富，思想最充实的，无疑就是本书的主人公——萨特本人。读者从这些秉笔直书的书信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活生生的萨特如何度过他的每一天，乃至每一个小时，了解到他如何积累生活，如何读书、写作，如何面对世界的动荡和巨变。对那些有兴趣探究萨特其人、其思想的读者而言，本书无疑是一份不可多得且无法替代的第一手资料。

《自我选择至上:柳鸣九谈萨特》系著者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有关萨特问题的重要论述的系统汇集，是一个精神进程的宝贵记录，是一个文化事件的真实反映，是一份难得的思想资料，颇有思辨价值、文学批评价值。 读书被杨绛喻为“隐身”的串门，读《自我选择至上:柳鸣九谈萨特》宛如随著者柳鸣九先生一同到萨特和波伏瓦家“串门”。谈20世纪的文史哲学，则不能不谈萨特；法国萨特研究专家、萨特同代人贝尔纳·列维说，萨特的影响依然巨大，甚至无所不在，他尸骨未寒，可是，“以他为焦点而发生冲突的政治和形而上学的利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矛盾”(2000)。 谈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则不能不谈柳鸣九；改革开放伊始，脑有“反骨”的柳鸣九以萨特“自由选择”为武器，对斯大林的意识形态“总管”日丹诺夫发起彪悍挑战、凌厉攻势。在精神文化，文学批评领域点燃了一场“大火”，“燃烧”多年……。 萨特被当代中国接受与重视的过程，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精神文化进程的一个侧影，也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一个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