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陈冠中 这里是2000年后我在北京写的部份文章。 那时开始我跟国内文化、知识界的朋友连续而紧密的接触，随后若干年来我都在一面补课，追溯、辨识同代大陆读书人的知识宗谱，一面交流、思考他们当前的问题意识，因为我是带着同中有异的“前知识结构”进来的，难免有冲撞也有互补，需要不断对话。 1992年至1994年我在北京待了两年多，然后去了台北六年 -- 令我大开眼界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加上之后在北京，这就成了我长达二十年在知识上的调整補充期，连我笔下的香港都不一样了。 之前大部份的时间我都在香港，借信息自由之便，寻觅到不少在当年香港都算是主流之外的异端思潮和小众趣味：文化上我跟同代的文青一样，在青春期受到英美摇滚民谣、反叛文化、台湾作家和欧陆电影影响；社会立场上我是支持解放、包容和替弱势争权的“进步主义”者；政治思想上则是从马克思主义和七十年代的欧美“新左”（我在1981年出版的第一本书是關於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的文论），转到坚决反对专制的自由主义（哪怕只是罗尔斯、納斯鲍姆一类的正义自由主义、能力自由主义），向往社会民主，同时照样厌恶各种形态的帝国霸权；经济上接受“混合经济”，从八十年代开始就转向“后凯恩斯”观点，支持中国改革开放但是反对市场基本教义派。八十年代的香港还让我注意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文化研究、后殖民、大历史、地球村意识和世界主义的议题。来大陆之前，我认为不管怎么说，自己都该算是左翼的 -- 哪怕只算是中间偏左或自由主义左翼，一种犹豫的、对许多困惑都没有现成答案的但却清晰的反对暴政、讨厌谎言、拒绝残忍的左翼。 到大陆后发觉自己不能认同中国式的“新左派”。 虽然自由主义左翼听上去像是悖论，我觉得有时候也只能用“左翼自由主义者” 这个不理想的说法来识别自己。 这里并没有收集太多我的政论時評，但多篇文章涉及上文提到的关注点，都是2000年以后我在大陆期间，多少带着中国问题意识写的。 感谢徐晓的坚毅策动，张万文的编辑，中信的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