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踪20世纪中国现代散文的脚迹，无论是早期的“语丝派”，“论语派”，赞美母爱的“冰心体”，“跑野马”的徐志摩散文，还是被一度奉为新经典的杨朔、秦牧、刘白羽三家散文，直至海峡对岸立志要“剪掉散文的辫子”的余光中，甚或近来的“大文化散文”也好，“小女人散文”也罢，至少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即“我手写我口”。不管何种“文调”，无论向杂文倾斜的硬邦邦抨击时政的，还是抒情感怀到软绵绵无病呻吟的，或触景生情得悲歌哀怨、如泣如诉的，散文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作为灵魂的避难所或精神的栖息地而存在的。艺术是独立的，散文须是个性的。 《随遇而安》题目就透出了闲情逸致的情趣，汪曾祺把自个儿被错打成右派的苦难写成了“三生有幸”，因为他下放时“切身体会了劳动是沉重的负担”，摘掉右派帽子后回到所里，又成了“全国盖无第二的吃过这么多种马铃薯品种的人”。他就是这么随遇而安！他要让读者到他静谧的文学天堂里悠闲一下，展现眼前的却是五味俱全，多姿多彩的生活。 汪曾祺融合着以沈从文和废名为代表的“京派”审美趋向，无形地渗透在小说和散文的创作之中。读他的文章，那份感觉好比繁忙之余悠闲地品味香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