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人道灾难的记忆中，最能帮助受害者重新找回生命意义和做人尊严的就是“见证”。任何亲身经历过苦难的人都是苦难的见证人。但是，即使在苦难过去之后，也并不是所有的苦难见证者都能够，或者都愿意为苦难作见证。新一代人对历史灾难的知识与思考比想象得远远浅薄和错漏。对今天的读者来说，重新阅读这本书能够让我们正视对历史和过去的背叛，恢复对历史原貌的理解。 【编辑推荐】 1、徐贲先生客居美国，却以最大的热诚担当起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他兼具思想性和时事评述性的文章以极大的频率出现在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严肃、深度公共媒体上，他的写作常围绕公民社会建设、公共生活、国民教育、公共文化记忆等领域，深入分析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 2、在这本文集中，作者从人存在的价值和与之相称的、有尊严的公共生活来思考记忆，由此提出：“人为什么记忆”，“记忆什么”，“以何种形式记忆”，“如何在记忆中汲取人类共同的教训”等问题。这些问题对当下的中国社会而言尤为重要。作者在书中探讨了阿伦特、雅斯贝尔斯、哈维尔等人对人类历史上人道主义灾难的记录，以此警醒世人：公共政治思考之外的个人道德思考，很容易被当作一种多余的声音而被人忘却。 3、在修订第一版内容的基础上，本版新增《幸存者的记忆和见证》《奥斯维辛审判中的罪与罚》《<朗读者>和纳粹罪恶的后代记忆》三篇文章。 【内容简介】 对于人类共同的灾难，记忆研究最关心的不是我们“愿意”记忆什么，而是“有道德责任”记忆什么。我们应该记住的是那些“直接毁灭共同人性”的邪恶事件。记住过去的灾难和创伤不是要算账还债，以牙还牙，而是为了厘清历史的是非对错。对历史的过错道歉，目的也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责任，而是以全社会的名义承诺，永远不再犯以前的过错。 我写《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一书的初衷是提供一些与人道灾难有关的历史知识，并提醒一些与记忆伦理、道德思考和价值抉择有关的问题。这个初衷至今没有改变。然而，不幸的是，新一代人对历史灾难的知识与思考和抉择之间的脱节与错乱，比我当初写这部书的时候更严重了。此次再版也许正是一个再次提醒这些问题的机会。 ——徐贲 【媒体及学者评论】 在当代汉语学者中，徐先生是我最敬重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他具有强大的理论阐释能力和深入的现实洞察力，他虽然是美籍华人，但他对祖国命运的关怀远超过国内许多学者。 ——傅国涌，独立学者、撰稿人 政治不是道德清谈。政治是正义和伦理原则碰到现实问题的灰色地带。知识分子介入政治，他们的责任就是在道德完美主义和功利政治之外，帮助并不完美的公共生活寻找自由与理性的支点。有人说，民主就像是渡人的木筏，看似简陋的木筏虽然总很湿漉，但却可以让人安全地落脚，没有沉船的危险。民主的政治也是如此。只有那些不怕湿了脚的知识分子，才能上得民主政治的木筏。 徐贲人在国外，熟悉国际上前尚学术思想成果，同时拥有最为恰当的对于中国问题的现实感。他绵密晓畅的行文，是运用知识和理性把问题讲清楚的典范。他的这本书正是我们目前最需要的。 ——崔卫平，人文学者、评论和随笔写作者 徐贲教授的著作，一秉他多年著述的风格和情怀，将研究目光投到全球化进程中凸显出的问题上，强调肯定群体尊严的价值，是全球化进程不能绕开的真问题。 ——刘苏里，万圣书园创始人,学者型书人、中国当代图书市场的民间观察者 （他）是一个很难用学科来界定的学者，是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也是社会学的、法学的。激情与理性的奇妙的混合，可以称之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学者写作。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虽然热闹非凡，但是其中真正具有真知灼见、切中中国本土现实的并不多见，许多文化批评或者食洋不化，或者有意回避中国的切实问题。徐贲先生既有深厚的西方学术修养，又能够直面中国的真实问题，故其文化批评常常能够借助西方的理论对中国的现实问题得出令人警醒的诊断，显示出尖锐的批判锋芒和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 ——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芸芸众生的群众常常被看成是既愚又傻的群氓，“群氓是挣脱了锁链的民众，他们没有良知，没有领袖，没有纪律，他们是本能的奴隶”。至于那些尚未能挣脱锁链的傻子群众，他们更是只有两种活法：“一种是像狗一样跟着主人的单个奴隶,另一种是像牛那样聚集在一起的集体奴隶。他们都被主人的禁止和规定死死困住,是没有变化可能的苟活者”。 但是，《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说，“上帝挑选了世上愚蠢的来挫败聪明的，挑选了那些柔弱的来挫败那些强悍的。”傻子就是上帝挑选出来挫败权贵的弱势英雄。面对他们所无力对抗的权威和秩序，群众选择的是“傻”和“愚”的假面扮相，进行的是弱者的狡黠抵抗。当傻子和装傻子于是成为一种深藏若虚的坚韧、深沉和机敏。 那些拥有两张不同面孔的普通庶民，他们的世相混杂着难以捉摸的偏执和高尚、残忍和善良，既是专横的，又是理想的，看似一览无余,却又深不可测。本书中的34篇文章从多个角度讨论了与当今“两面群众”有关的种种问题，尤其是大众文化的价值取向、人际关系的公共伦理、集体记忆的表现特征、群众与暴力的内在联系。这些既是“群众”的问题，同时也是“民众”、“人民”、“公民”和“人”的问题。 两面群众的不断产生和繁衍不绝，根本原因在于人真实存在的异化,以及公民民主环境的缺失。群众的涣散、懦弱、猥琐、犬儒、盲从和暴力并不是他们作为人的全部。当今中国的群众危机，从根本上说，是公共生活和公民社会的危机。相信群众会凭借自己的力量走出这个危机,是基于对人有自我完善能力的信念，也是出于对民众要成为堂堂正正公民的期待。

这是一本介绍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的书，以作者对人文教育理念的认识、日常授课的教学经历与体会、个人学术兴趣和问题意识为出发点，可谓经验之谈。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一些教学实例，通过基于教师和学生自由精神与独立思考的经典阅读—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亚里士多德、修昔底德、欧几里得、蒙田、洛克等大师的著作—培养学生思考、提问、讨论、表述的能力；第二部分是作者对人文教育重要的提倡者和实践者列奥·施特劳斯的一些思考，集中在他对人文教育的理解。可谓方法论的指导；第三部分是西方古典的当代启示，经典阅读是学术和理论性的，但思考的背景和问题意识却是现实的。在大力推行通识教育的今天，这本关于人文教育的著作很有启发意义。

说理是文明的产物，人是慢慢才变得开化和文明的。学习说理既是教育又是自我启蒙的过程。人们需要说理，因为说理比不说理更能找到真实和公正的东西，而真实和公正的东西在本质上来说是优于虚假和不公正的,是比较容易证明而且比较容易说服人的。更为重要的是，人有足够的天生能力接受真实和公正的东西，这种能力就是“理性”。 “理性”不仅指明晓事理、辨知是非，而且是在说服别人时，提供敞亮、清晰、恰当的理由，并倾听别人的合理之言。这是一种公共理性，它离不开说理，也离不开适宜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社会必须拥有公民说理可以诉求、依据的普遍价值；政治必须尊重和保护他们自由、平等交流的公民权利。在这样的环境中，说理可以成为明亮的对话，一种因自由、理性而可持续的公共交谈。 ——徐贲

中国人喜欢谈论政治，但只是旁观者的看热闹和看稀奇。他们猜测、嘲讽、诅咒，始终不过是局外的看客。政治就是统治权术和阴谋诡计吗？普通人应该积极参与政治吗？怎样才能成为“精明的公民”？ 本书带给读者的，不只是以上问题的答案和干净、优雅的文字，更重要的是提供一种观察问题的视角。“重要的是你的目光，而不是你看见的东西”这句话无疑是本书最好的注解。

这是一个怀疑的时代，这是一个信仰出现危机的年代。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并不是一个高深的宗教问题，而是每个人都在经营着的一份副业。本书中，徐贲通过对一个个热点事件的深入观察，用充满理性之美的文字，批判了文化教育、公共说理、政治社会等领域那些非理性、不自由的伪信仰，并指出怀疑的时代所需要的信仰，最重要的不是信什么，而是你的信仰是否以自由为灵魂。 从徐贲的笔下，流淌出的是理性之美。读徐贲的文章，您是否和我一样，突然感受到那种久违了，而又一直在期待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