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文化与经济发展、文化与政治发展、文化与性别、文化与美国少数民族、亚洲危机和促进变革等几个方面谁并阐述了文化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回答了文化价值是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的。由埃通加・曼格尔在书中提出的一个命题，“文化是制度之母”可以说是本书点晴之笔。 本书所探讨的，是这种主观意义上的文化如何影响到各个社会在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方面取得进步或未能取得进步，其成败有多大，又是怎样形成的。因此，多数和论文是将文化聚焦为一个独立的或说明性的变量，即自变量。然而，如果说文化因素确实影响人类进步，有时又阻碍这一进步，那么，我们也就关心作为一个非独立因素即因变量的文化，这就是探讨莫伊尼汉指出的第二个真理：政治行动或其他行动如何能改变或消除文化对于进步的障碍？我们知道，经济发展会使文化改变，但这一道理无助于我们达到上述的目的，即消除文化对于经济发展的障碍。社会经受重大创伤之后也可能相应地改变其文化。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灾难经历，使这两个世界上最军国主义的国家变成了两个最和平主义的国家。同样，马里亚诺・格龙多纳在他的文章中指出，阿根廷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走向经济改革、经济稳定和政治民主，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惨痛地经历过粗暴的军事独裁、战争失败以及超高通货膨胀。 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一国的政治领导者能否促进文化变革，以取代灾难。在某些情况下政治领导者可以做到这一点，新加坡即是一例。正如本书中由西摩・马丁・利普塞特和加布里埃尔・萨曼・论兹合写的一章所强调指出的那样，腐败的程度往往是沿着文化界线而变更。最腐败的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俄罗斯以及苦干拉美国家和非洲社会。在北欧和前英国殖民地的一些新教社会，腐败程度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