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推薦：王德威、朱天文、林谷芳 「我於文學有自信，然而惟以文學驚動當世，流傳千年，於心終有未甘。我若願意，我可以書法超出生老病死，但是我不肯只作得善書者。」 －－胡蘭成 一個極受爭議的人，一個才華與器識極高的人，一個在生死成敗的邊緣、善惡是非的邊緣上安身的人……。 回歸胡蘭成學術思想的原點﹐從胡「其人」﹑「其道」﹑「其藝」三方面切入﹐再以各方愛恨兩極的論點﹐鋪陳出胡蘭成的人生道路﹐在重新理解胡蘭成的思想脈絡下﹐提出另一種較符實情的詮釋﹐反而讓胡蘭成和張愛玲的「傾城之戀」在七十年之後更加明朗。 胡蘭成是個集大志、天真、嚴厲於一身的求道者。而這是第一本以正面角度，全面性評述胡蘭成思想與行誼的著作。 向來提起胡蘭成，多是張愛玲的緣故。因兩人的戀情充滿戲劇性，又未得圓滿，加上當時胡蘭成的「漢奸」身份，處於亂世的生死成敗邊緣，更讓過程充滿爭議，引人好奇。但是，在這段往事已過六十幾年後，現在該是直接來認識胡蘭成的時候了。 本書從胡蘭成其人、其道、其藝三方面切入，以各方愛恨兩極的論點，鋪陳出胡蘭的人生道路，並在重新理解其思想脈絡下，提出較符實情的詮釋。 胡蘭成書法常寫「天地之始」四字。天地方始，萬物萌興，取其「生」意，亦是元氣飽滿。胡常說國父孫中山先生「所說所做的都有著天地之始的創造性」，這話其實也是在說他自己。小至一人一生的志業，大至人類文明之初創，永遠都少不得這份「天地之始」的新鮮與喜氣。 新觀點詮釋胡蘭成顛覆學界 文/張殿文 薛仁明回歸胡蘭成學術思想的原點，從其人、其道、其藝切入，再以各方愛恨兩極的論點，鋪陳胡蘭成人生，重新理解胡蘭成思想脈絡，提出另一種較符實情的詮釋，反令胡蘭成和張愛玲「傾城之戀」於七十年後更加明朗。 青年歷史學者、現於台東教書的薛仁明，早在自己唸台灣大學歷史系二年級時，就對中國傳統儒家無法提供安身立命之道百思不解，於是決定休學半年，自己去尋找答案。現在，薛仁明在只有人口不到一萬的台灣小鄉鎮教書，卻以一部《胡蘭成．天地之始》，引起了全球華人文化學者的關注。 本書出版之前，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王德威就已看過全文。王儘管半年前以英文發表對胡蘭成研究的總結，但他看了四十一歲薛仁明所寫的生平第一本書就坦率指出，本書「見解獨到，非常佩服。我們的詮釋立場也許不同，但是因?有了批評上的對話，可以豐富這樁歷史公案的複雜處」，外界公認是「胡蘭成傳人」的作家朱天文更放下手中忙碌的電影劇本，慨允寫序。 薛仁明筆下的胡蘭成何以一鳴驚人？原因之一正是他回歸胡蘭成學術思想的原點，從胡「其人」、「其道」、「其藝」三方面切入，再以各方愛恨兩極的論點，鋪陳出胡蘭成的人生道路，在重新理解胡蘭成的思想脈絡下，提出另一種較符實情的詮釋，反而讓胡蘭成和張愛玲的「傾城之戀」在七十年之後更加明朗。 「如果要以中國歷史人物比喻，我覺得是像張良這樣的人物」，薛仁明認為，胡蘭成是個集「大志」、「天真」、「嚴厲」於一身的求道者，近代史的歷史舞台讓他在生死成敗的邊緣、善惡是非的邊緣上試圖安身，他則自稱是「幹政治的人」，他自己向唐君毅自嘲是「縱橫家」，阿城評論胡蘭成為「兵家」，日本人則稱他為「亡命的革命者」，但更重要的是，他還有常人所沒有的才華與器識，這也讓他極受爭議。 事實上，胡蘭成為一個思想家、文學家是毫無疑問，偏偏他又不想只是做「傳統上的知識分子」，誠如他自言：「惟以文學驚動當世，流傳千年，於心終有未甘。我若願意，我可以書法超出生老病死，但是我不肯只作得善書者！」 先從文學上來看胡蘭成，就是「刀光血影」。薛仁明還原了胡蘭成做為文人的「真實面貌」：胡蘭成平日虛虛實實，似假似真；但是，一旦較真起來「完全是兩刃相交」：像早在他流離溫州時，頭封給梁漱溟的信就是「寒光氣凌人」。更不要說胡蘭成在日本直接批評好友川端康成耽溺於美，《雪國》之後，諸作品已墮入藝術的幽闇之谷。 與唐君毅隔海論學 薛仁明也詳讀了他亡命東瀛，與摯友唐君毅隔海論學的十九封書信，其嚴厲與直接，也儼若一場「對決」；即便友誼可能破裂，仍是半點不容模糊。「我對於有可期待的朋友，每每進言至於被憎怒為止，但是終亦不悔」。胡蘭成自言，他做學問的方式沒有退路，「往時的劍客遇到高手，即與較量，一面暗暗喝采，一面試要打出對方的破綻來，為此至於不辭喪失性命，並非是為勝負，而是為要確實明白劍道的究竟」。 對於感情，又何嘗不是殘忍的面對真實？薛仁明指出，胡蘭成和張愛玲之間的愛恨情仇，首先自曝的是胡蘭成自己的《今生今世》中「民國女子」一章，否則世人也不會開始把負心漢這一名詞套在胡蘭成身上，但既是負心漢，明明胡蘭成對不起張愛玲，為什麼要他自己先自曝其短？其實他不但是挑戰自己，也是挑戰整個社會。 只是這樣的「真實」不一定為社會所接受。特別是「有眼裏揉不得砂子的氣質」的張愛玲，而這一點中國大陸畫家兼評論家陳丹青也指出，胡蘭成以「民國女子」來描述他和張愛玲之間的關係，很深入很誠懇，是「中國所有談男女關係的文學中，所沒有達到的境界」！ 誠懇的部分，主要是指胡蘭成揭露自己情慾背後的思考，陳丹青以一名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角度來看，包括許多思想進步的共產黨領袖也都經歷了三次以上的婚姻、外遇不斷，但是沒有人講出來，而胡蘭成被當成過街老鼠，主要是他對於「追女仔」的描寫，造成「所有女人都厭惡胡蘭成，因為她們都把自己假想成那些被胡蘭成欺騙的人！」 所以當胡蘭成還原和張愛玲及其他女子的關係時，其實讀者也被「挑戰」了。不但挑戰了宋明以來的社會禮教、也挑戰了保守的情感價值體系。 而胡蘭成之所以被討厭，也來自於他另一個「漢奸身份」，他擔任汪精衛政府法制局長、政治排名高居第五，涉入政治可謂很深。 「我不要個人的修行，我是要一個民族的修行。」胡蘭成說，他念念不能稍忘政治，因為事涉民族之集體修行；但他同時不敢或怠學問，因為那是修行之根本自覺，但是隨著日本勢力的垮台，他展開流亡生涯，胡蘭成逃亡五年，在學問上仍「一路斬殺」，其實一面反省是什麼吞噬掉民族集體修行之正果？從最早全面觀照文明的作品《山河歲月》，到至晚逼視著世界劫毀的《今日何日兮》，胡蘭成反覆求索三十餘載，遂斷言禍源乃在理論學問之「抽象化」。 這個「理論學問之抽象化」其實就是直接批評中國近千年來的思想體系被宋代大儒朱熹以降的心性之學所禁錮，也對近代牟宗三、唐君毅的「新儒家」學說提出批判，當歸隱山林的中學教師薛仁明因研究所導師林谷芳的引介再次讀到胡蘭成晚年著作的《今日何日兮》時便豁然開朗，胡蘭成在人世間的謀略布局、在思想上的自由練達，才能擁有「殺盡始安」後的自在安然、達到安身立命之境。 也是因為如此，薛仁明對於余光中批評胡蘭成「遊戲人生」、「名士習氣」云云也提出辯護：「一則是台灣在一九七零年代過度的儒家本位，且有宋儒式的閉鎖，而在宋明理學之氛圍籠罩下，凡與傳統沾上邊者，每每會帶些陳腐的道學味；也因此，習慣性地會對道家式的生命型態，多有貶抑……再者余光中本人多少是有些英國紳士味，自然也帶著紳士的正經與嚴肅，與胡蘭成的跌宕自喜，恰好直接犯沖。」 薛仁明認為余光中就很難如實地看待胡蘭成，將「遊戲三昧」與「遊戲人生」混為一談，他認為以余之中文造詣，當然不可能不曉得這其中之分別，問題仍是在於胡蘭成的生命實感(不管是感情上或是政治上的)，余光中可能無法如實地體會。余光中如此，更不用說其他學者，包括大陸學者、《胡蘭成傳》作者張桂華口中「胡的所有著作，都只是一個落伍文人的隨便談談」。而要理解胡蘭成生命中最後三十年的行止與著述，薛仁明認為唯有真實面對自己的人生，也必須扣緊了這個基點，才能重建人世之「大信」，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