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专门论析《红楼梦》中的“性爱”的小书。文学家们似乎对这个问题来得更为敏感，爱情一直是一个常写常新的主题，即使是“性”也千方百计地予以涉及，当然，诗词歌赋中也多写男女之间的性意识性心理，但系统地艺术地描写“性爱”，大概要首推《金瓶梅》和《红楼梦》了。《红楼梦》所描写的“性爱”，含蓄，高雅，但并不“道学”，表现了曹雪芹对“性爱”的种种见解，若用现代的心理学、生物学、性科学来予以观照，会惊叹于曹氏的体察入微和博学渊识。正因为其博学渊识，以及描写的含蓄与高雅，《红楼梦》在“性爱”方面便留下许多让人探寻的地方，研究者必须依照那隐隐约约的“草蛇灰线”，去勾勒曹氏关于“性爱”方面的题旨。加之“性爱”这个题旨历来讳莫如深，谁都怕染上“诲淫诲盗”的名声，或避而不说，或说得“发乎情而止乎礼义”的限度，故关于《红楼梦》中的“性爱”至今论析得并不深入与广泛。对于《红楼梦》中的爱情倒是谈者不少，因为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清代的一些达官贵人，如梁恭辰、陈其元、余治、丁日昌等，皆责骂此书为“淫书”，“盖描写痴男女情性，其字面绝不露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为之移，所谓大盗不操干戈也”（陈其元《唐闲斋笔记周。若从反面理解，那就是《红楼梦》毕竟具有许多“性爱”的内容，使道学家们视之为洪水猛兽。汪精卫则持“家庭感化”说，“因为家庭组织虽亦是专制的，然其元素，却是由情意相结。既以情意结，还得以情意感化他……做我不能不大大有望于《红楼梦》了”（汪精卫《红楼梦新评》）。他承认书中的那个“情意结”，企图将其作为一种感化力量，来稳定专制家庭的结构。到了俞平怕先生手上，他的著名论点之一是“钗黛合一”，致使宝玉选择的困惑，“岂以独钟之情遂移并秀之实乎”？王蒙先生在近年的一篇文章中，则认为宝圾和黛玉是文人心目中的两种独特而美丽的格调，这两种格调绝不可能出现在同一个女性身上，熊掌和鱼不可兼得，故于千古遗憾中塑造了这两个不同的形象。周扬、何其芳、蒋和森诸先生则对该书的“男女恋爱主题”予以阐发，“爱情这个主题，在中国文学史上最先把它提到理性的高度，并把它充满了政治性的内容，却只有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蒋和森《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论点并不止于这些，但大都从大处落笔来剖析该书的情爱，曹氏在许多细微之处流露出的性文化内涵，似乎提及不多。这本小书，就从这些细微之处入手，来探测《红楼梦》中的“性爱”密码。